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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巨头，华容集团也成为了市值万亿的庞然大物；作为华容集团创始人，吴叔已闻名天下，风头甚至压过了他曾仰视的联想集团的柳老爷子。

在如雷的掌声中，再三推辞无果的吴叔向众人拱手为礼，暗自感慨道：‘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窿’。华容能有今天，其实只是缘于一场二十年前的缘分。

对，很多事就是因为不可预知的缘分。

虽然仍旧奉老章为老大，但合完影后便被众人簇拥的李家明，也认为他能如此成功也是因为缘分。如果当年不是遇到吴叔，不是机缘巧合与老章他们一干青年才俊成为朋友，有前世记忆的他肯定能成功，却不可能象今天如此成功，更不可能十几年间如此成功。

大会开幕之后，头顶上有经济学家帽子的李家明，却没有谈经济也没有展望未来的物联网，而是以传统商业伦理为主题发表演讲。

“在农耕社会，重农抑商并不代表商业活动的停止，但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内容，商业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是义而与其联系最密切的是利，因此程颢云：‘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也有言：‘义利之说，儒家第一义’。”

“在农耕社会里，利与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唯心地割裂，因此才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耻’、‘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等等偏见。”

“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当我们开始向重利轻义的西方学习，我们的国家、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国时，我们称西方诸国为列强，如今是否也有欠发达国家称我们为列强？大家不要笑，去越南、印度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我们的形象与一百年前的英法没有多大区别。”

“彼之仇寇我之英雄，有些事我们不必理会，也不必纠结历史的仇恨，但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后发优势让我们能避免走历史的弯路，但当我们自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还能向谁学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山之石成不了我们的基石，日本是西化最彻底的国家，也没变成白种人，那我们呢？”

第四百六十三章　利义之辩（下）

“义与利的千古之辩与我们千年的农耕文明有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的观念问题，而是千年以来国家整体结构的需要。

农耕社会必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以稼穑为要务，农为本商为末，重本抑末合情合理。其次，把农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统治手段，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治理成本。再次，重农抑商会很顺利地贯彻道德标准。务农必然使人勤恳、正直，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润的。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一切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的行为都会出现，所以导民逐利是统治者治民的最下策。

“正是基于这三种认识，重农轻商在古代商周时期已经是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共识，四民之说虽始自《管子》，但这种认识绝不会是短时期内形成的。这种认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是客观的、明智的、科学的。”

百余人的会场里鸦雀无声，虽然台上演讲的人讲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引子，关键还是在接下来的内容。

“然而，我们问题就是过于崇拜祖先，动辄祖制不可违，一旦形成的观念和做法便亘古不变。如果你想变，欺师灭祖的帽子随时会扣在你脑袋上！”

“我们坚持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义利观，一直到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兴起，才逐渐地在观念上从‘义利离’走到‘义利合’，但这只是一种进步，理论上是为商业行为张目，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全新的义利观。只有到了洋务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工业的引入，大型机械化工厂的开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式的商业活动上升到全新的现代工业中来，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比例。这才真正地有了我们商业文明的根，才从传统低浅的商业文化递升到现代高级的商业文明。

与传统义利观相反的两个历史阶段是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到如今。明清时期是商人地位逐渐提高、社会作用逐渐增强，义利观由相互对立到相互协调促进的改变时期。而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是对传统义利观和文革时期只讲义不讲利的极端说教及行为的反动。三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还不能沉淀出一两句经典的评论，但可以做一个客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