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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诗歌创作有其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也能与世沉浮，能够在风流生涯中自得其乐。像《自嘲》所写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经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

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对者所在多有，同调者亦复不少。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人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①。

①《清史列传·郑燮传》称郑“与袁枚未识面”，误。袁有诗叙两人晚年交往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尤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

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有《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要说见解卓异，即从此诗看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是傲然不群。

赵翼为诗不主一格，无所不入，个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长。如《野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虽也有伤秋之意，却不愿写成悲叹之辞，在鲜明的色彩中表现出健朗的意气。

他的另一部分诗好发议论，思想机智而敏锐。如《后园居诗》之三从自己的谀墓之作联想到史籍的可疑，《闲居读书》之六从看戏者因所处位置不同而所见各异譬喻读书的道理，都有能启发人思考的见解。咏史而感时的《读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如第八首论“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故事，与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论》一样，对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东西的加以抨击，开头“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二句，指出貌善而实恶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笔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黄巾拜其门。远公居庐山，问答到卢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剧盗驯。亦见当时风，法网漏纤鳞。弗以形迹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贼论。管汝儒与释，且试吏威伸。

郑玄和慧远先后为“剧盗”所敬重，是史家美谈，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们能以德服人，如顾炎武《不其山》“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亦取此意并以郑玄自喻。但赵翼诗中，却说当法网苛严之时，这种事情决不能逃脱“通贼”的罪名，从而对现实加以尖锐的讽刺。这种作品以诗的艺术性来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却颇具思想力量，也表现了作者的个性。

蒋士铨对于诗的见解也与袁枚相近。但他为人拘谨，思想颇为陈腐，虽说作诗技巧较高，却缺乏赵翼那种洋溢的神采。擅长七言，有一首《看书》生动地描摹出书法的美感，较有特色：

老眼观书如读画，峰峦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绉循行出，著纸烟云逐字生。窈窕态宜横侧看，飞凌心许破空行。百回愈见轩昂甚，举手扪来觉未平。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初进士，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后因为灾民请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