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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的母亲和他共同做出了决定”，伊琳娜说，“她知道，迎接她的将是什么。”赖莎问戈尔巴乔夫，她应该怎么做。戈尔巴乔夫回忆，“我回答她：‘就像你原来那样。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就保持我们原来那样。’”但是戈尔巴乔夫错估了民意。“因为他总是偕夫人一起出现，而且像介绍第一夫人那样介绍她，这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震惊了”，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们的一号人物总是和夫人一起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妇人？’”与西方报纸的激动相反，莫斯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赖莎在伦敦购物，赖莎做客一个时装秀，赖莎穿着金色衣服站在YSL旁边，赖莎在国宴上过分时髦。赖莎真的在伦敦刷的信用卡金卡吗？赖莎真的买了金耳环吗？“是的，老百姓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的私人顾问亚历山大·亚克夫列夫回忆说，“有人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这一切都应该停止了。当然那时候这些闲言碎语说的还都只是关于赖莎的穿戴等问题。

在外国，他们被当作开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从共产主义地狱里跑出来的怪物，在戈尔巴乔夫最亲信的圈子里其实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得让老百姓们习惯这样。”但是，老百姓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纸规定就能让他们转变想法。人们再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们的思想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还得感谢戈尔巴乔夫。然而，对于这些批评，戈尔巴乔夫还是很难接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己所推行的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人们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来排大队，只是为了买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公开性和改革——这对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想法简单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整天四处考察的总书记和一个外表时髦的总书记夫人。一位老太太对此极其愤怒，“人们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得在这儿给他们拍张照！把赖莎带到这里来，让她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让她也来排排大队。我都快90岁了，还得天天这么站在这儿！”伊琳娜说，她的母亲忍受着这些对她的人身攻击。赖莎和她的丈夫一样关心着老百姓，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4）

直到今天，科沙诺夫仍然说：“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工厂考察的时候不应该穿着时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儿干什么？”克里姆林宫作家瓦西里耶娃评论说：“她应该更谨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应该触碰人们的痛处。”在西方，赖莎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个国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因此而遭到批评。人们不难感受到赖莎所陷入的这些困境：在亚美尼亚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赖莎说服戈尔巴乔夫中断他们的访美日程，回国赈灾、看望灾民。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团后立即飞往埃里万的灾区。赖莎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赖莎穿着她在美国访问时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余悸未消的灾民中间。专程前往慰问的姿态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义。裘皮大衣——这就是点燃民众情绪的罪魁。关于赖莎的闲话现在就不只是穿戴的问题了，赖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感觉得到，赖莎已经把与她的丈夫共同发挥影响视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了。”

根舍夫妇描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越久，就越感觉到，她不仅仅是她丈夫最亲密的战友，而且无疑是一个政治顾问，也是一个能够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查尔斯·鲍威尔也是这种印象，“由于我的身份，我有机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同他们相处，只有戈尔巴乔夫夫妇、撒切尔夫妇和几个顾问。在那个时候，她完全放开了自己，激动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莫斯科，她仍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对她的评价却是另外的样子。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说：“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也写了很多关于这样的报道：一个从外省来的人突然给整个国家上课，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生活；还有，总统不应该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而应该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赖莎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丑闻——特别是她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更是剥夺了人们对她仅存的一点点好感：她本来还算是温柔的声音在摄像机前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时会不自觉地用食指指着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