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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希望与失望、虚无与超越、沉浸与忘却之间徘徊，注定要从理想幻梦到惨淡的现实，从沉醉到清醒，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路口，从自然、爱情、孤独的城堡回返现实大地的轮回循环之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但他们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作家、艺术家在现实中所进行的努力永远不会取得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他们从不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现实，而总是从理想出发，用对待艺术创造的方式来对待客观世界，他们不仅以浪漫的方式来面对生活，而且还试图以浪漫的方式来拯救世界。因此，从现实的客观实效上看，他们总是徒劳无益。

作家、艺术家是典型的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不合时宜性既表现在他们的浪漫化的理想生存方式上，更表现在他们的前卫功能上，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属于未来的。他们总是用理想来衡量现实，用未来来判断现实。现实与理想相比永远是丑恶的，与未来相比永远是落后的，但作家、艺术家总以理想和未来为标准来要求现实。在谈到代表现实秩序和利益的政治家与代表人类的理想与未来的作家、艺术家的不相容性时，在谈到政治家不给他们无限度的自由时，毕加索说：“问题在于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的确不应该获得自由，恰如普罗米修斯之火，只能被偷来，并用以反对现存秩序。”

既然作家、艺术家是反对现实，憧憬未来的，他们必然也是反社会的。关于这一点，毕加索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柏拉图为什么说作家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不是他自己要那样，实在是只能如此，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他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不想被人认可，这乃是他的天性。因为一旦被认可了，这就只能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芸芸众生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到捍卫文化，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普遍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却是要夺取的，而不是让人赐予的。它不像某个原则，人们可以确定。而一旦确定下来，就得存在下去。如果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其所以存在，乃是为反对现存的秩序。只有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那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的持有者，能怎么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这样，对国家来说，就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的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人只有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得以荣登上艺术家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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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浪漫地面对世界人生（3）

毕加索认为，真正艺术是否有力量的佐证，就在于他能否冲破种种障碍。能够冲破障碍顽强地存在下来的艺术，才能称为艺术。

毕加索的这番话虽不乏偏激之词，但却有一定道理。的确，作家、艺术家是未来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命活动就是不断地否定现存秩序的活动。作家、艺术家并不看重现实，他们看重的只有理想与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存秩序总在阻碍未来理想的实现，作家、艺术家作为未来理想的设计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社会的人。他们总要在现实中做未来的事情，这干扰甚至破坏了现存秩序的正常运行，所以社会的保守力量总要出面谴责他们。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和冒险的力量，社会本身则代表着持存的力量。创造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破坏以及新秩序和新的形式的出现。持存则意味着保守，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无条件的维持，它强调安宁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变化。这样，创造和持存就形成了一种对抗，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也就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压制艺术的无限度发展是因为，就作家、艺术家本身的创造而言，它预示了社会的未来，但对社会来说，他们的创造恰恰是对现存社会的破坏、颠覆，甚至是观念上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艺术家往往不为他们同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和大众在观念上尚未能达到作家、艺术家所站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当权者和芸芸众生们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作家、艺术家生活在未来，他们的生存不属于同一时空，作家、艺术家的生存时空是未来。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一种理想和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