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3/4 页)

我们说三大经济体，三个力量极都必须有一根军事支柱，法、德如果没有俄国站出来，对老美没那么硬，不一定挺得住，俄国拿出白杨三号，德、法就硬气了，美国就退了。在东亚，经济不是强的，跟那两极比，军事更落后，军事不强，就成不了极。东亚这个圈。日本要搞日美安保条约，是因为感到不安全，它不能自保，必然往美国这边靠，所以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必须考虑军事支柱问题，主要是中国应提供军事力量支撑。� 王湘穗： 货币圈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安全体制应该统一搞，也就是分担安全成本，分享安全成果。 货币圈安全利益趋同，日本需要保护航路安全，中国也要保护，不如一起合作，省得安全资源的浪费。美欧在新战斗机武器的开发上都在搞股份制，按照出钱多少，来分享技术和利润。这是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亚洲区的安全也应走合作道路，货币圈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需要重新整合。� 乔良： 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现状，是受和平宪法限制而形成的。就军事技术研发能力包括现在600多亿美元的军费，维持它那支准军队完全够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真正意识到它的长远利益所在，认识到三个货币圈对它自身利益的价值和意义，从美国的政治跟班抽身出来，加入到创立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元中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韩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影响力就将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势必形成新的地缘＋币缘极，那时，三极分立，世界就会重现均势，才可能消弭新战国的危险，但这需要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显示出一种政治宽容来。从目前看，无论是日本自己还是中韩等国和地区对它的不信任气氛，都离这一前景的实现相去甚远。� 王建： 中国也要考虑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比如共同开发高科技武器系统，共同构造军事防御体系等，经济整合必然会带动军事整合，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 乔良：日本现在的政治家也太喜欢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疑忌太深。它如果现在还看不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对它的意义，对解救日本经济的意义，那就太晚了。� 王湘穗： 我还有一个思路，可以叫“币缘圈安全合作机制”。就是在　“币缘圈”各国内部进行安全合作，如中国海军就可以和日、韩海军合作，联合保卫海路的畅通，这是安全上的国际大协作的思路。　另外，包括产业分工也可重新规划，石油产品都不需要运到日本再进行加工，就在中国粗加工甚至精加工。日本就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利用西伯利亚能源就地发电再输往日本。我们搞币缘经济设计，必须打破旧思路。� 王建： 中国的防务应该是东亚防务的一部分，日本、韩国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各有分工。� 王湘穗： 我们的讨论非常好，有一些新看法和新结论，比如刚刚讲的，币缘圈内部的军事合作的问题，这是原来从来没想到过的问题，老是觉得光靠中国现在的力量不够，要在军事上投资太多，又可能拖经济发展后腿，就没有想到可以用区域安全合作的方式解决。� 李晓宁： 国防工业牵涉国家的安全问题，很多人认为应该由国家经营。可是美国的国防工业恰恰大量是私人企业来干的。甚至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是12家私人银行组成的。他们搞的也很好。为什么？我认为，一、美国有很好的法制系统，可以很好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二、它们有私人企业为政府服务，接受政府订单的历史传统。美国企业无非是把政府看成一个比较特殊而又需要长期争取的大客户。自曾国藩搞洋务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建立这样的官民互利的机制，而是总是提倡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经营方式。无一不僵化，无一不亏本。� 王湘穗： 跨国公司的母国现在大都在美国，有一部分在欧洲，除了经济因素外，美国可以保卫微软、波音的利益，也是重要原因。现在许多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块越来越大，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中国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呢？天下三分，至少把一部分跨国公司挪到我们这儿来。这样的话，主要的利润也就留下来了。� 王建： 到中国投资的这些国家，往回拿红利的不多，德国大众都是把它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它在中国的利润产生了，也记到它欧洲母公司的报表上，资本扩大了，也记到它母公司的资产账上，它不见得非要拿走。� 李晓宁： 现在风行全球制造概念。跨国公司总部根据全球资源的情况，以最优化的配置来安排自己的科研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企业活动。哪个地方的税收、人力资源或土地价钱最合适，我就在哪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