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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令人诅丧的。讲话稿虽然已经写好并已发出，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说的，“完全没有成功”。

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晚上九点半才开始讲话，代表们已极度疲劳。他慢慢吞吞地讲着，代表们越来越不耐烦，甚至很焦灼，不象1951年他在联席会议上讲话时那样凝神静听。有的代表在打呵欠，有的在池座溜达和进行政治活动，还有一些人离开座位去上厕所。他想使他们振作起来。但是，他发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话时那种神秘的魅力和手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他的嗓门又提高到戏剧性的程度。此刻，光辉的记忆虽然依然存在，但当初的戏剧性场面却无法重现。他已无法重新抓住听众的心了。其必然的结果，只是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和失望。麦克阿瑟这位第一流的演员犯了一个非同小可的错误：他企图作一次最高水平的表演，但是失败了。这次讲话断送了他作一名政治上的候选人的机会。

罗斯福曾对麦克阿瑟说过：“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好的将军：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是我们最差的政治家。”他说对了。麦克阿瑟并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他自己最后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回忆录里引述了罗斯福对他的上述评论。事实上，他政治上最大的失算，就是表现出他对政治完全有兴趣，企图人为地把他的巨大的声望转变成政治资本。其实，他应该把这些政治活动留给那些愿意支持他的人去做。

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一样想当总统。但他非常聪明，自己并没有承认这一点。虽然艾森豪威尔经常坚持说他只是一名业余政治家，但他事实上是一名高明的政治老手。他本能地懂得，想要得到奖赏的最好方法，是显出并不追求它的样子。当我1950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波希米亚树林里首次见到他时，在场的显赫的商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在谈论着他成为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谈论着。当问题提出来后，他却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欧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访问欧洲之行中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确信这位将军打算参加竞选如果这样，他将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里，我看望了艾森豪威尔，谈了一个小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但没有谈论他自己，而是夸奖我在阿尔杰·希斯事件的调查中的公正态度，并请我就美国对北约的观点作出估计。他具有罕见的能力，能够使他的来宾们感到没有拘束，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结果，大多数人象我一样，在离开艾森豪威尔以后，变成他的热心支持者。

让官职找上门来、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谋取职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选总统获胜的机会。相反，麦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时，尽管公务繁忙，还处处表现出在谋求官职的姿态。在杜鲁门解除他的职务以后，他的行动又给人以更加强烈的、他亟想成为政界人物的印象。

这不等于说麦克阿瑟不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间，他表明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能够用一种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处理好从劳工关系到教育问题等方面的事务。但是，他也为通货的稳定、稳健派的压力和财政政策的连贯性等问题所困扰。事实上，他年龄越大，在经济上就越趋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生涯中，发现也有类似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虽然再也不会担任公职了，但他还经常就预算的平衡、减税、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教训我。

麦克阿瑟如果要当总统，主要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他在行使政府权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种约束，比他在部队当将军时或在日本担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时所受到的约束还要多，届时他将会发现，这是很难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担任总统以后，又得处理伴随整个职务而来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

因此，麦克阿瑟在美国也象他在日本时一样。还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来把他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忙于在一大堆政治问题上追赶形势。然而，他又是时势和军事形势变迁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法国战壕里的英雄业绩而成为美国步兵们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尽管有着同样的英勇的记录，却已经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勇敢、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