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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就是选票——哪一部作品占有最多的评委选票。我们大家按选票数来推论作品，结果推出来一部选票最多但是大家都没特别留意的作品，就因为这部作品在人文上没争议、在技术上没争议、在风格上也没争议，看着挺好，不招谁惹谁的，既不是很出新，也不是很守旧，所有的评委都不介意给它一票。无意中，这部作品成了票数最多的佳作。

结果出来，评委们困惑，觉得可笑，因为每个评委心里都有各自的偏爱。但是大家的偏爱很难统一，就统一在一部谁都没太介意也不反感的作品上了。评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争论了，只好公布结果。但是大家心里仍旧念叨各自的偏爱，想着那些排在金奖之下或根本没上名次的作品。颁奖时，我心里也来回念叨：如果不是这部，是那部或者是那部……其实连评委都拿不准，奖不奖的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最好别在乎得奖，能否获奖都是偶然事件，照迷信的说法是：命。艺术奖和艺术没什么大关系。

当然艺术奖和艺术家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可以改变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但是真正有原创力的艺术家顾不上照顾任何评委的口味。

比如作曲家勋伯格在发明他的系列音乐时，肯定没想到要获奖，他只是在音乐美学上受不了已经固定下来的音乐体系而已，为了给他自己的耳朵创立一个全新的音响体系。真正的艺术创作必是创新，必是要改变一种固定概念，必要引来疑问。很多非常出色的艺术作品往往在刚出现的时候被强烈地反对，如果后来它们被承认和获奖，那是因为它们在经历反对后渐渐成了主流。而所有原创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绝对不会算计它是否将来会变成主流。二十世纪末在艺术上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当代艺术家们比过去会算账，这可能都是排行榜的影响，捶胸顿足创作艺术的人被认为是傻帽儿。

艺术家再不是简单地为热情而活，而是曲里拐弯地活着。

艺术倾向像不同的风吹来吹去，一会儿要破传统，一会儿要机械化，一会儿要解构，一会儿要简约，一会儿要时尚……当下最聪明的作品是在传统上做那么一点点儿变动，给一点点儿新社会意义，但绝不背离轨道。这种作品既可使大众“茅塞顿开”，又不违反大众的惯常思维，任何评委都可放心投票，因为不会引起巨大纠纷。但是过一阵艺术又要有什么新倾向呢？永远在追求准确的定位，会不会反而落个“无个性”？

那些年轻大胆的艺术家，往往要犯很多的错误，被误解、碰壁、受挫折……简直是无边无际的地狱，可能完全没有盼头。我们学会了蔑视外界，最后能不能保持不蔑视自己？

捶胸顿足的热情和飞快旋转的智商都需要吃很多肉来补充能量，最不会伤筋动骨的艺术之道是：沿着漫长的路慢慢溜达，享受艺术。

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我是在柏林。刚刚结束参与新音乐舞蹈剧《　觉　》的演出，送走了音乐舞蹈家们后，我去了趟罗马。两天在罗马，除了热和累，一点儿没感染到罗马的古代精神。古罗马精神在哪儿？似乎是藏在那些巨大的建筑和雕塑里，它们不愿意出来见旅游者和脾气烦躁的服务员。那些在雕塑周围的庸碌人群只能使罗马显得焦躁。如果达·芬奇仍旧在他作品中活着，那我们这些旅游者肯定是走动的僵尸。是古老的艺术给予罗马生命还是我们这些庸俗的生命在代替石头活着？有朋友说到罗马对古代建筑的保护如何伟大，也说到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破坏如何渺小，我看着罗马街道，却找不到什么特殊精神。回到柏林，我和一些德国人说起罗马，有人感慨说，罗马精神已经没了，但是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精神还活着。是吗？这真是奇怪的事儿，那边的老房子都留着，却没有老精神；这边的老房子都拆了，但是老精神还活着！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说不清对错。

现在不能和古代比赛，老中国不能和老意大利比赛，北京不能和罗马比赛，祖宗不能和祖宗比赛，自己不能和别人比赛，艺术和艺术不能比赛，厨房和厨房不能比赛，父母和父母不能比赛，婚姻和婚姻不能比赛，情人和情人不能比赛，孩子和孩子不能比赛……我真幸运，不是运动员！

细节

北京人一直有的潇洒风度是比赛谁能“混”。你问谁，都不说喜欢自己的专业，都说“瞎混呗”、“赚钱呗”，谁要是说喜欢自己的专业，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我以前也曾崇尚这种假“无为”，但现在听见这种说法就觉得对方很糙，因为就是这种人在一点儿一点儿破坏我们每天生活和文化中的美趣。出门去，出租车里听到年轻的女广播员，每读一句新闻就打一个磕巴，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