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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执拗、倔强的“牛人”了，却拿王安石一点没有办法，大概只能在心里苦笑：“安石小子，你厉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买皇帝的帐罢？”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没有看到，王安石倔强起来，有时连皇帝的帐也不买！

王安石在担任纠察汗京刑狱时，开封发生了一桩轰动的“鹌鹑杀人案”。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勇猛善斗的鹌鹑，十分讨人喜爱；一个朋友向他讨要，少年不肯给。那朋友却趁其不备，抓了鹌鹑就跑。少年勃然大怒，举抢追赶，竟然将朋友打死。王安石听说开封府判了少年“死刑”时，自认为是错判：“根据律法，抢夺、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死者‘盗取’少年的财务，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自卫’；虽将人过失打死，也不应抵命论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审判后，认为开封府“量刑得当”，再上报到皇帝赵祯那里，要追究王安石“错误的法制观念”。赵祯一向喜欢事息宁人，下诏支持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台给王安石宣布圣旨时，王安石根本不认错，反而十分愤怒、强硬，道：“我没有错！”这帮人见他对皇帝的“宽赦”没有感激流涕，以示“皇恩浩荡”之类，马上又“打小报告”，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嫌烦，摆一摆手：“这事过去了，不要再提啦！”

这件“鹌鹑杀人”案，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争议的，如同“王安石变法”一样。

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学者相当大的兴趣，大多数人执称赞态度。如梁启超撰《王荆公》，认为他是“理想的立宪派”，“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著名学者黄仁宇说，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列宁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还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诸多内容，是北宋以来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极为宏伟的改革尝试。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极大影响。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32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勤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年轻有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颖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颖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1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任，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他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熙宁变法”。为了改革成功，王安石不惜与绝大数亲朋好友断交，如好友司马光、曾布、欧阳修等、弟弟王安国等。可是，“熙宁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硬反对，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盘剥逐利行为，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锅，被辱骂了近千年。当然，改革的失败，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欠缺大度圆通的个性缺陷，也要负一些责任。

我有时想：“范仲淹的名声之所以远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未能完成的缘故罢？”历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赵武灵王、张居正、光绪等，几人有好名声、好结局？“改革确实是要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