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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条件和极端不同的文化。这次训练也让我认识了他们的主任比尔·德拉诺，是他敦促我进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进入了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

在乔治城大学，我真的是必须认真好好学习。我甚至还得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德语），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登山中培养出来的坚忍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阅读、枯燥的记忆和久坐学习。

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渴望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到了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从1966年到1968年在那里工作，初步感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滋味。这一地区是混乱的汇集之地，我发现自己处在游击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外围。我目睹人民所处的赤贫状态，并看到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对任何能够威胁其存在的力量所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在尼加拉瓜，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枪。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在她们的小包里放着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要稍有刺激，人们就会掏枪开火。在哥伦比亚，真正严重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像波哥大这样的大城市里，或者在群山掩盖的丛林里进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发现政府军和叛乱分子都令我着魔。很显然，大山不是探险的惟一来源——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着迷的心灵冲动。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它，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练和向导工作后（我还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终决定要让硕士文凭派上用途，我要去参加外交部考试。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与亚洲次大陆交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外交任务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职业——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区之一。也许我不必为了追求一个职业生涯而放弃我攀登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将这两个令人愉悦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为被选中的几个申请者之一。

道拉基里峰和灭顶之灾

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请我担任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队的队长。那次远征一开始获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Malibuting峰的许可，但是在最后一刻，巴基斯坦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关闭了它的山脉，同时，尼泊尔在关闭了它的山脉几年之后又出人意料地开放了它们。（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向尼泊尔施加了外交压力，迫使尼泊尔将印度军队和其他的外国人赶出了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这一规定包括登山者。美国登山家们又使得这一情形更加恶化，1962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塞尔领导下的一支小小的远征队秘密地越过尼泊尔边界进入西藏，到达了接近卓奥友峰的Negojumba冰川，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的Rongbuck一端。这是一次让人艳羡的探险，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不过当塞尔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非法跨越边境和远征的书，这样中国政府迫使尼泊尔向任何类型的高海拔登山者关闭属于尼泊尔那边的喜马拉雅山。）

1969年我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样一次在尼泊尔攀登的机会，我们将目标选择为26810英尺的道拉基里一峰，它是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14座山峰之一（所有这14座山峰都位于尼泊尔、中国和巴基斯坦）。

尼泊尔当时十分让人着迷，跟如今完全不一样。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人和汽车，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卫星电话，也没有电。空气水晶般地清澈，狭窄的街道和市场看起来好像是完整地从中世纪的东方挪过来的。萨满教的僧人们跳着舞并向人们提供神奇的药剂。残废的乞丐，很多都有麻风病，在四处游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破坏了他们的面庞，使得他们身体变形。村民们用牲口在大量神像前祭祀，成群的狗在大街上游荡，取食垃圾和粪便，夜间豹子在小镇的郊区出没，捕食山羊和狗。

道拉基里峰本身是座十分难以征服的山峰，难度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喜马拉雅山脉不可预测性的教训，也教会了我们知道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将会有多危险。我们的远征队一共14个人，包括两个夏尔巴人和一个政府联络官员。我作为先遣队员提前出发去准备营地帐篷，并侦察路线。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就从7000英尺高度爬到了16000英尺处，我得了肺气肿和脑水肿，这是由于在太短的时间内爬的海拔太高，没有留出时间来适应。我也听说过有关高山反应的医生警告，但是天真地以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不会得这样的毛病（我后来知道身体的强壮与否跟这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身体适应高海拔的能力）。我失去了知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