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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英尺的高度也许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我们登山队由5位女士、10位男士组成，没有请夏尔巴人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攀登之旅的，所以我们并不在意谁做领导，谁做追随者。公司生活中需要等级制度，但登山不需要。我们因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成为第一批登上世界之巅的美国女性。但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正是此前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领导问题。

没有领导者的团队

斯科特·菲舍尔已经获得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通行证。作为“山之狂”旅游服务公司的所有人之一，斯科特于1987年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文，开始了传说中的征服珠穆朗玛北峰之旅。

在获得通行证后，斯科特就担当起探险队领导者的角色。他根据在策划和实际攀登中表现出的不同能力精心挑选队员组队。斯科特和他的商业伙伴韦斯·克劳斯都是身经百战的向导。同样经验丰富的还有队员伊弗林·李斯、里克·怀亚特、梅丽·鲁尔苓和麦克·格拉博。丽兹·尼克尔拥有一家食品店，因此她担任我们的食品总监。债券交易商贝尔克和本·托兰德（他是户外装备生产商SierraDesigns的营销经理）担任我们的营销总监。我则因为自己的建筑生意成为装配总监。矫形外科医生大卫·布莱克同意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米米·斯通将作为我们的后备人员。任何一次探险若没有自己的律师都说不上是完整的，我们队就有三名律师，分别是鲍勃·麦康奈尔、彼得·古德曼和乔治·希温克。所有人和斯科特都是好朋友，这一层关系增加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当我们还在西雅图筹备此次攀登时，我们就已达成共识：赢得赞助的最佳卖点是将第一位美国女性送上地球之巅。当时世界上已有六位妇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但她们都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这个卖点获得了一些公司和美国公众的全力拥护。我们成功地筹集了25万美元，并获得了价值3万英镑的装备和食物。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在远征的最初阶段，没有任何凶险可言，斯科特显然是我们中的领导者，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性格分配各自角色和责任，使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我们建立了精细的体系和开放的直线交流机制。斯科特让每个人各司其职。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斯科特甚至还聘请了一名咨询顾问来辅助我们的团队会议，确保每个人都严格遵守日程安排和时间表。

然而，就在我们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次团队会议上，斯科特准备改变团队的规则。“一旦我们开始登山，”他宣布，“我希望我不再是探险队的领导者。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仍然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在山上需要作出决定时，我并不比任何人拥有更多权力。我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登山者，因此没人需要被领导。”

在某个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相识多年，而且一起攀登过好几次了。如果连我们都不能成功，那么谁还可以呢？这个问题经常浮现于我们的脑海。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的目标是确定路线、建立中间营地。开始攀登后，我们需要将保护绳用3英尺长的铝制桩和1英尺长的冰螺丝固定在冰雪中。一旦这些保护绳各就其位，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和升降器一起绑缚在绳索上。它可以使我们又快又安全地上下活动。

大本营是我们的第一个营地。我们从西藏坐卡车，在一个海拔17000英尺的地方下车，然后将大多数装备搬到珠穆朗玛峰北坡，建立了前进营地。从这里，我们将建立一号、二号、三号和四号营地，每个营地垂直距离约两千英尺。这些营地是我们用来休息和适应环境的中间站。一旦建好一个营地，我们就可以向下一个营地运输食物、燃料和装备了。这种金字塔式的物资储备可以确保我们最终登顶。

大多数探险队都有特定的负重日程安排。探险队队长会和大本营经理一起商议以确保合适的时刻能用上合适的装备。但是我们没有这么正规。我们认为搬运燃料和装置都是心血来潮之举。早晨，任何想攀登的人会早早吃完早餐，然后开始爬山。他所携带的负荷重量和内容完全根据他的观点和心情而定。我们以前都曾经攀过高峰，所以我们都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最终目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当我们还在搬运物资到前进营地之时，斯科特和韦斯却爬到一号营地，并不再返回。虽然知道通往二号营地的路线还未固定好，他们还是向更高的山峰进发了。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