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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治理，由于没有正规手续，所以他们要经常与城管队打游击。陈玉青说：“像我们这些打工的，没有经营场地，路边占道又不批，没法办照，不合法。赶上市容卫生大检查，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20天，我们没法上街挣钱。不光是我们，那些骑车上班的人也有意见，上周卫生大检查那天早上，旁边这个社区28栋的一个大姐的自行车的链子掉了，她沿路找修车摊，最后愣是推着车走了两个钟头，才到单位，还因此迟到了。第二天我出摊的时候，那个大姐还跟我直抱怨呢！”

这么多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修车摊是必不可少。“我也找过社区，不要多，就给我们一块地儿，方便了大家，我们也有生活来源啊！可社区说工商、城管有这规定、那条例的，他们也没办法。”老百姓有需求，取缔不规范的修车摊不现实，于是，街道社区与工商、城管协调，定了许多不成文的条款，比如，大街面不许设，胡同里边50米到100米可以，从大街面看不到；遇城管或上级检查一律歇业等等。

“现在社区服务中心和城管协调了，对我们还宽松点，能跑到街面上来了。但遇到有活动什么的还是得撤。”说起这些，老陈感觉挺无奈。

对于建个报亭那样的小修车亭的提法，陈玉青也不太能接受，“现在修车的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由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少。因为统一规范修车摊之后，建亭、管理、租赁，那费用肯定不小。”修车本来就是薄利，除非是有些政策上的照顾，不然，这些费用对于陈玉青来说绝对负担不起。

当初做这行，主要是因为修车这活儿本小，对年龄也没什么限制，反而是岁数越大，让人觉得技术越过硬，越容易接到活儿。说起技术，也没什么难度，只要拆卸过一辆自行车，知道组装原理，修起车来也就###不离十了。“修车这活儿，有的时候要使力气，有的时候就考验巧劲了，但有一点就是遇到任何情况都要动脑筋，还有就是要有好心眼儿，不能坑害人家，毕竟我们这活儿关系到人家的生命安全，不能赚丧良心的钱。”陈玉青说像修理手闸这样的活儿，可丝毫马虎不得。

虽然这活儿本小，相应的，利也薄。补个内胎5元钱，修车链10元。“这里面大多收的是材料费，每个活儿也就在材料钱的基础上收个块儿八毛的。我一天能赚个30多元钱，这里面有1/3是配钥匙的钱。”根据材料的不同，配一把钥匙需要2~3元钱不等，可不论什么材料，每把钥匙陈玉青要从中赚到1元钱。

“现在骑电动车的人多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我可不会修，更不敢给人胡乱修，修坏了，我可赔不起，一辆电动车一两千，贵的三四千呢！我还是修‘二八驴’（老式自行车）吧。等大家都换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也就失业了！”陈玉青看着马路来来往往的电动自行车说。

一天工作14个钟头，中饭在街口对面的小吃店解决，说是午餐，无非就是碗面，“我们河南人就爱吃面！”陈玉青说吃点热乎的就好。特别是寒冬腊月的，零下10多度的气温，补胎时硬是要把手往冻成冰碴的水里伸，那滋味别提了！一个月1000多元钱的收入，不允许陈玉青有额外的花销，“老伴儿还要吃药，不省点怎么行。”孩子虽然都大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可多年的辛劳却让老陈两口子落下了一身病，老伴的哮喘，自己的关节炎，都是要靠药物维持的慢性病。

这几年，老陈的老伴儿只是打点儿短工，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做些家务。因此，两个人的生活完全维系在这个自行车摊上。前年，老伴做了个肾上瘤的手术，几乎用光了陈玉青近10年的积蓄。“棺材本儿没了，还得攒。”陈玉青说只要人健健康康的，钱不钱的都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年老了有个伴。

没有活儿的时候，陈玉青总是捧着个半导体，津津有味地听着，而实际上从那个半导体出来的声音早已嘈杂不堪，根本听不清楚，可陈玉青依然带在身边。“不为别的，就图有个响儿，修车闷得慌，开着它，好像有人在跟自己说话，自己要时常给自己找点儿乐子，生活可不能像自行车那样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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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超市的“钱”途

采访对象：张春辉，20岁，四川绵竹板桥镇康宁村人

人物群体：超市收银员

群体特征：各大超市收银柜台收钱、找零

月均收入：800元

来北京之前，我对大城市的所有想像都停留在电视中放映的天安门广场。在邻村的二姨第二次来家里提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