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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为公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可见持相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呼唤理性民意（3）

民意需要引导，理性民意更需要提倡。这次小小的论战，尚且可以影响舆论的走向，作为著名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顾雏军，作为舆论漩涡中的主角，却坐视这一资源的浪费，患了“媒体恐惧症”，使得危机公关的一次次良机付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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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的“媒体恐惧症”

这里涉及一个对待媒体、对待舆论的态度问题。笔者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有的经销商看到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专门给我打电话进行沟通，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可见媒体舆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对于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而言，在“郎顾之争”中，自始至终都不能直面媒体，从媒体窗口发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