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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即二十年忌避期）。”而细菌战发生到诉讼，已经过了二十年期限。

三是日本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

这三条理由成了日本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诉讼它都可以躲在这三条理由筑就的堡垒里。

原告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对日本政府的理由进行了驳斥，他说，我们是站在超越时空的正义的公平的立场，期待着有良心和勇气的判决。但判决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最高目标，这不仅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且激起了原告以及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他认为“法庭使用陈旧的法律理论并固执已见，缺乏以正义、公平为依据的主见”。

诉讼团在再次确定上诉之前制定了努力的目标。

第一、通过胜诉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恢复其被践踏的尊严，同时唤起日本政府的反省。通过使其真诚的谢罪和实施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恢复中国以及亚洲人民对日本的信赖，这才是谋求和平、实现友好关系的条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弄清楚过去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同时，通过旁听者和传媒的对外宣传，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通过法庭做出的有良心和勇气的判决，可以认识日本司法的健全性和法庭的正义性。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

日本为什么可以不道歉不赔偿，为什么可以不理会亚洲人民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呼声？

细菌战一审判决败诉后，世界的各大媒体都发出了声音。

2002年8月29日《朝日新闻》发表题为《不去正视历史就能解决问题吗》的社论，社论说：

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的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

围绕731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细菌战，东京地方法院在驳回了中国的原告们要求日本国政府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在判决中也将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给予了认定。这在司法判决上尚属首次。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731部队是否展开了细菌战的问题，政府却既没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将事实是否存在问题搁置起来，在诉讼中始终坚持了日本没有赔偿责任的法律意见。

直到现在政府还在国会中坚持：“没有能够证实具体活动情况的资料”，对有关731部队的问题装做不知道。

但是，对于并不遥远的过去的重大问题，国家放置不理是不能允许的，不澄清事实，是对国民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的话，不仅周边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日本不信任。

2002年8月29日《琉球新闻》的社论说：

在由细菌战的被害者直接提起的诉讼中给予承认还是首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存在对上述事实进行否定、歪曲、隐瞒的动向，所以这次判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该谢罪的就要谢罪，该赔偿的就要赔偿”，这才是承担战争责任的正确方法。

2002年9月11日，美国《时代》杂志评论说：

在否认几十年后，日本终于开始承认731部队犯下的暴行。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岩田针对1940年至1942年细菌战中180名中国受害者提交的诉讼，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

北大历史系徐勇梳理了中日问题，他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国内还没有提到战争遗留问题这个概念，那时候是一片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直到90年代遗留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95年讨论进一步深入，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劳工问题等等日军在中国广泛地区的战争犯罪才得以揭开。

中日战争究竟遗留了什么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其中确认日本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的刑事犯罪”。1951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之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这表明，关于战争的性质所属问题当初已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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