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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他十七岁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当看到崇山村黑烟冲天房子被烧时,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来后他就发了烧,母亲看着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缝衣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如此反复将所有的脓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只让他喝白酒。 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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