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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关部门指令报社领导对我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三年后，又因为此事，居然落到如此结局。

我把所有的采访经过如实作了“交待”

第七天的时候，我的所有“问题”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待”清楚，但他们仍然不放我。为了早日出去打官司，我向两位审讯人员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强烈要求他们放我出去。第九天，那位中年领导又来了，对我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问话，不过这次他们的态度好多了。

第十天，虽然有人看管我，但没有人再像前几天那样审问我。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也不敢真的对我怎么样，但是仍然不放我。我从感觉上知道，这两天，他们虽然没有审问我，但肯定在四处从与我相识的人那儿了解我的其他情况，看看我所说的这一切是否属实。我想，在这几天中，他们肯定会去我的老家调查我，看我是否有犯罪记录，更会去找我的女友，问她关于我的有关问题。

第十一天下午，那位曾见过我一次并谆谆教导过我的身着黑西服的中年领导终于过来看我了，我知道，他的到来对我的去留起着决定的作用：我要么继续在此被关押，要么我很快就可以从这儿走出去。果然，他用一种很和蔼的语气告诉我：经过对我的审查，特别是鉴于我有重大立功表现，决定对我免于刑事起诉，今天就可以放我出去。但是至今令我这个政法记者无法明白的是，三年前，我根据领导的指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张照片，怎么会是出卖国家情报呢？如果我真的触犯国法了，为何直到三年后，在我回穗与人对簿公堂时才对我这个嫌疑人采取行动呢？我不明白

获知自己即将获得自由，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很麻木地坐着，听着。我知道我会出去，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下午3时许，“眼镜”又要我写一份所谓的保证书，我实在不知应该保证什么，只好让他“指点”。说是指点，倒还不如说是听从他们的口授。经过三次认真修改和领导审核后，他终于表示同意过关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上面的内容有保证不向外人，不向新闻媒体，特别是港澳媒体透露本人曾被审问的事；保证在法定日期内，把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三年间，收取有关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邀请我开会时对方送的礼券红包等，共三千余元的“赃款”上交有关部门

在我临离开前，没想到他们又强行要求我接受拍照存档，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把当成了曾经的“犯罪嫌疑人”了。我的这段耻辱经历不但会像烙印一样永远地烙在我生命的记忆中，而且还会留在他们的所谓档案袋里。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后来愤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多位人大代表投诉过。

晚上7时许，他们威严地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我已被解除“监视居住权”。满腹狐疑的我，再三向他们提出：国家执法部门审问了我十几天，按有关法律程序，也应该向我这个当事人出示有关书面的文件吧？但他们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其中一位执法者还振振有词地称：我的行动是保密的，现在放你出去已是不错了，还向我们要什么手续？接着，“眼镜”夜色和瘦高个子又拿出一块黑布为我蒙上了双眼。两男一女，把我带上一辆早就停在外面的小车中，向外驶去。

此时已是华灯初上的夜晚，几缕枯黄的路灯摇着路旁电线杆的黑影，把我消瘦的剪影拖到地上。

得知我终于回来了，眼望欲穿的女友扑入我的怀抱，喜极而泣。尽管这时候的我已是十一天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像一束乱草，像个小老头子。在这十一天里，我没有见到阳光，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能见到阳光啊，五彩缤纷的阳光！可是，此时只是黑夜，我所面对的还是朦胧夜色。我满面木然。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刚回家的第二天，邓世祥就打来了电话：你不是很牛么？怎么样，被审讯的滋味很好吧？接着，我被审讯的事在新闻界传遍了。同时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的住处附近游动。

这次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得身体一直强壮的我大病一场，我的胃部还曾出现过咯血。但我只在家中休息了两天，就决定回北京。我要早点赶到法院让我的自诉案早日公开开庭审理。我相信法律会给予我一个公正的结果。通过这场灵与肉的折磨，我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打胜这场官司的决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法学专家得知我在广州的真实情况后，马上严厉地指出：他们这是非法拘禁！你完全可以起诉他们！

是的，任何一位新闻工作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