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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颐和园修筑挪用海军经费，光绪帝的父亲奕■（醇亲王）在其间跳得甚欢，在光绪帝将要亲政的时候，他担心慈禧恋战，拒不交权，乃定计重修颐和园，想以此坠毁慈禧抓权的意志，使其耽于游乐享受而放权，用心不可谓不深，帝国的财政本来漫无限制，最后只有将海军军费挪作他用，甲午战争前七年就没有添置过一只战舰。

醇亲王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再有办海军的时候外商与李鸿章及其手下狼狈为奸，各种人事漏洞造成战略、战术、武器运用不如人。

李鸿章是一方诸侯，也是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人物，在慈禧的面前却卑微恭顺的像个奴才。

老百姓的生活，人民的疾苦，她漠不关心，尽情享乐。对那些烦琐而具体的国家事务，更是不屑一顾。她自己不干正事，却对那些想干点实事的人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上纲上线。她关心的只有她的权势地位。她呆在幽暗的行宫之中，成天算计的都是如何巩固她的权位，如何打击她的敌人，如何让民众臣服于她的淫威。

慈禧治下的官场，早已经没有了理想主义那一套信仰争端与政治歧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咬噬，纯属利益驱使，所拼命争抢的，不过是权力的大小多寡罢了。帝王专制与个人崇拜给中国带来的荼毒，到慈禧秉政时期，不仅未见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依旧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横行肆虐。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说到甲午战争，海军在大东沟被夷平，陆军也在平壤失事。此前，副将聂士成曾经向李鸿章建议，应趁日军初入朝鲜立足未稳，先以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能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汉城（今首尔），李鸿章似乎听不明白，未予实行。

张先生说，李鸿章“其精神全在守而不在战，此其病根也”。

王伯恭《蜷庐随笔》说，“器械训练，百不如人”，怎么和人打仗呢？翁同龢笑他书生胆怯，说是北洋海陆两军，训练声势如火如荼，难道还不堪一战吗？王氏答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确知不如，安可望胜？

这时张謇也说：“与日本战，海军为主力，北洋海军，船只吨数，倍于日本，镇远、定远巨舰，为日本所无，中国力能控制海上。日本陆军，与吾相抗于朝鲜，一长条地耳，陆军器械亦相若，我已占地理优势，在用兵者何如耳。”

于是王伯恭就把交流的情形拿到外间去说，那些人都笑话他，说你一个孝廉而已，却想和翁、张两状元相争，还不落下话柄吗？

其实主战、主和其结果都是悲剧。

战后订立《马关条约》与中国积弱实巨，从此将中国打入深渊。

签合约时节的李鸿章，他的重量、分量，清廷对他的借重和贬斥，充塞歧出矛盾。就像民间男女的纠葛，是见不得的离不得。

甲午之战后，陆军、海军一败涂地，李鸿章被革职留任。清廷临时抱佛脚，又想起当年的湘军来，遂调刘坤一到京，殊不知当年的湘军已经只是一个符号，也不堪振起。李鸿章军在东北惨败于日本，名誉扫地，清廷无计可施，乃起用湘军旧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付以关内处军事指挥大权。但湘军同属*不堪，一是严重吃空额，谓十营实不满五营，八营不足三营，军官克扣军饷视为当然，实战不堪日军一击。

后来北洋军阀的真身即由湘、淮军羽变而来！实可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的会打洞。

三四个月间，日军连陷数十城，跟钢刀切萝卜相似。

李提摩太分见张之洞（南京）、张荫桓（上海），劝其力挺变法，求有以改革之。外国人比他们还急。其后，李提摩太又再次向李鸿章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到张荫桓赴日求和被拒，北洋军覆灭，清廷惶急日胜一日了。

1895年1月初，清廷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不愿与其他大臣谈判，认为不够资格。被首相伊藤博文歧视，以其并无全权，备极轻蔑至令其滚蛋！清朝不得已撤销李鸿章的处分。于是李鸿章亲自出马，到日本马关和伊藤博文谈判。其间，被一日本刺客枪击打中脸颊，当场昏倒。

谈判的条款都是割地赔款。除大宗以外，还有教训孙子般，让中国开好河流，供他们的船舶开行；包括在中国驻军，而驻军的军费要由中国承担……

所以，史学家黎东方说，李鸿章的答复，其口吻，“不像是统帅口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