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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尊重贤人，养育人才，来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条（三命）：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第二条强调要让贤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参与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则便是第三条所讲到的内容。老人和儿童都是弱者，关心弱者是政治的关键所在。宾，指在国内的外国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护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人，显示出要摒弃排他的政治姿态。

第四条（四命）：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官职的世袭和兼任不仅妨碍了有能之人的登场，还有导致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险。通过世袭和兼任将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还有可能会对君主造成威胁。窃取政权的不祥之事应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从君主方面考虑，也应当适才适所，量才录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级，通常被合称为“士大夫”。绝不允许随意处死重臣等事件的发生。所谓的“专杀”，是指未得到天子许可不得随意处死士大夫。

最后一条（五命）：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类人为的决堤行为，要绝对禁止。黄河决堤会淹没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黄河诸国之间的战乱中，如果能够破坏敌人关键地带的堤防，必然能够给对方以重创。这几乎是制胜之法则，然而对方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

这类似于现代的核武器。

下面还对各国不准禁止粮食出口达成了协议。

诸侯封臣时要昭告天下。将某人封于某地、任何职，都必须首先告知于天子。周天子虽说名存实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征，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后方才君临各自的领地。既然诸侯的领地原是由天子所赐，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于功臣，就必须要告知原来的主人。并且，告知于天子便意味着告知于天下，其他诸侯也都可知晓。这就保证了各国诸侯了解其他国家内部人事的重要变迁。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各国的信息公开化，以便于相互了解。

《孟子》对葵丘之盟的记载还有：

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将作牺牲的动物捆绑起来。牺牲，原意是指杀死用作牺牲的动物，而捆绑起来便意味着不将其杀死。

在此之前的会盟中，作为誓约的象征，都要将牺牲杀死，饮其鲜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将写有誓约的事项的书（或写在绢、木简之类上），捆绑在被束动物的背上。誓约形式的变更属于重大事件，特以“不饮血”作为标志。

以上的五条誓约法则，令人感受到浓厚的儒教氛围。因为葵丘之盟与儒教的理想较为一致，所以四百年后，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诸侯可以严格遵守盟约，而今诸侯却五约尽犯。

《论语》并未曾提及葵丘之盟。这可能是由于孔子是在百年后出生，对此还没有特殊感觉。对孔子而言，这或许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众多会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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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问题（1）

在此，对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作一下简单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源于唐代的景教（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而到了唐朝会昌年间被禁，之后逐渐消失。到了元朝、蒙古王室中虽仍有基督教信徒的存在，但为数不多。到了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登陆，于是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耶稣教会的弗朗西斯科　·沙勿略（　1506—1552）是日本传教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要对日本人进行改宗，必须先对其崇拜的中国进行改宗。

于是在　1552年只身奔赴中国，但在登陆前病死于广东的上川岛。为了完成他的遗志，其他的耶稣教徒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因为在日本禅僧的社会地位极高，他们在日本开始传教时都身着僧衣，受到掌权者的尊敬。耶稣教徒们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此相似，于是便削掉头发，身披僧衣，以一种“西僧”的姿态出现，开始传教活动，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判断失误。在中国，僧侣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备受尊敬，甚至还会受到蔑视。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是儒者，并且地位很高。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耶稣教徒们便脱掉了袈裟，开始蓄发，穿上儒服。于是又从“西僧”摇身一变成了“西儒”。

耶稣教徒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