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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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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5)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 “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日友好 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6)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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