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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昀高的宝
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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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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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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