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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也逐步升级，1938年、1939年在日军文件中已屡屡提到“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落实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

而经过百团大战的教训，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军不是区区三万之众，而是三十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要论抗日，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也抵不上一支八路军。

1940年9月下旬，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后欢呼胜利

日军华北派遣军的将领们震惊了。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请求增兵华北。战后日方文献称：“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军（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增加兵力。”

此前，华北派遣军虽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没获批准。这一次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日华北派遣军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给华北增加3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的请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国派遣军即“决定从华中调出不到两个师团的兵力给华北。”具体地说，是日军第11军的第33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和第13军的第17师团。

日军华北派遣军基层的官兵也震惊了。在百团大战前，一般的日军士兵虽说也很害怕八路军的游击战，但心里并瞧不起这种“不道德”的偷袭战、伏击战。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忆说：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所谓的正规军”，可见那时在日本兵眼中，八路军不过是打着正规军的牌子，却是“马贼”、“土匪”的打法，“百团大战”后，日本兵才知道八路军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正规战，且士气高涨、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比国民党军要强百倍，心中惧怕与日俱增。冀中作家刘流创作的小说《烈火金刚》中谈及，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本兵已是十分害怕八路军，特别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士，称之为“虎子地”。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之，确如聂荣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团大战”，一方面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视，从而进一步把进攻矛头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根据地。结果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如果说打击了敌人，振奋了精神，这是“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的话，那么，暴露了实力，加大了压力，则是“百团大战”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2）

的消极一面了。在1940年，毛泽东大概看“百团大战”积极的一面多些，曾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到了后来，毛泽东大概又看“百团大战”消极一面多了一些。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