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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ri，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jing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chun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chun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ri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ri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

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ri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失败者。

综合洋人的jing告和康粱的威胁，本来拟定在chun节宣布光绪退位，溥儁登基的计划被打乱了，端郡王当太上皇的愿望暂时落空了。溥儁被立为大阿哥，距皇帝宝座已是一步之遥，但毕竟没有坐上去，载漪很不高兴。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永远不可能坐上那个标志着权力和财富顶峰的座位永远没有了他儿子的份，他会发疯的。

好在现在还有希望。

chun节过后，朝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虽然没有见诸于正式的文字。那就是，原先被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转变了！

刚过完正月十五，袁世凯接到了京师的密信。信是赵舒翘寄来的，属于私信的xing质，赵舒翘在信中透露了朝廷政策的转变，对于那群神神道道的叫做义和团的农民，朝廷还有借重之处。赵舒翘并未告诉袁世凯立储的风波，但在信的最后，赵舒翘说他听说了去年冬季发生在沂州境内的战事，传言官军曾败于一伙漏网于蒙山的贼寇，还战死了一位营官。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假如真有其事，希望老弟妥善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李纯进剿失败的事情，袁世凯是向军机处禀报了的，当然不可能如实禀报。这么大的失败，不是损失百十人的小败仗了，人数或许可以隐瞒，军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最近袁世凯一直在与德国驻胶澳总督联系洽谈，总算购置一批德制军械弹药，弥补了两次沂州之战的损失。

自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就成为了列强最理想的军火市场之一，大量的成品武器弹药卖给了中国人，伴随着大量的白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