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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儘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和张氏大多数词作一样，这首也包涵了一种物华衰残之哀。或许这一类词确实隐埋着什么特别的人生感想，但所谓“风骚之旨”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寻得头绪的。只是杨花所象征的那种不甘零落而终究零落的命运和悲凉情绪，还是可以体会。

与朱彝尊、厉鹗的词作相比，它的感染力显然差得多。这种若隐若显的写法，虽可以作为多种风格中的一种，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词都这样来写，单调和重复将不可避免。张惠言一生作词不多，恐怕就与此有关。

通行本《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金式玉和郑善长自己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其三，张惠言《词选》虽贯穿其理论主张，但范围稍广，兼有精选读本的性质，周济《宋四家词选》只取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而以其他词家分属这四家之下，并明确提出学词的途径是“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则完全成为学词的范本，且更为简明。他推重张氏所不取的吴文英，又以周邦彦为最高典范，均与《词选》的标准有所不同。

常州派的理论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也更为简明实用，所以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笼罩了清后期的词坛。

在浙派、常州派先后成为词坛主要势力时，也有些词人不依傍这两家，其中项廷纪（1798—1835）较有成就。他原名鸿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举人，应进士试不第，漂泊谋食，早卒。有《忆云词》。前人多将他列入浙派，然项氏既对当时浙派中人有所指责，且明言其《忆云词丁稿》“惟仿花间小令”（《忆云词》自序），则显然有自别于浙派之意。

他的词多写身世凄凉之感。有一首《满江红》，有小序云：

“九月十四晚乘月过虎跑，憩小池上，见寺门未阖，闲步见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厉。问老僧，知当轴诸贵人宴两试官于此，始忆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纪此。”

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相伴、寺门乞茗，野桥沽酒。小隐竟成丁令鹤，学仙羞逐淮王狗。趁夜凉、来叩远公房，惊而走。莲座倨，蛮狮吼。松径僻，骄骢骤。只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