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层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层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层”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层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层，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晓柯：《2002年让我们一起步入中产阶层的新长征路》，//fiannce�21cn�　/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3074美元，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6000美元以上，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000美元，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的资料参见李洋《北京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北京现代商报》2004年9月17日；上海及长三角的资料参见《人均财力遥遥领先，上海经济领跑长三角》，《东方早报》2005年4月5日。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