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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子先生之墓夏寿田题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

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墓“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

杨度之墓

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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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史研究室编辑，中###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编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因未能真实反映历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