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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倒了，砸在炕上。老乡趴在炕沿下，大老爷们都吓得直抖，我们说没事，别怕。

枪炮响后不到3个小时，伤员就下来了。我们那儿是个临时包扎所，伤员从前线送来，处置一下，再由担架队或大车送到后方医院去。

我和曹华负责5间房子的30多个伤员。她是辽源人，17岁。宣传队还有个辽源人，叫伊枫，16岁，她俩还有点亲戚。还有两个15岁的女孩，北京通县的。

地上铺的稻草，伤员排一溜，我和曹华给喂水、喂饭、接尿。伤员流血多，口渴，医生又不让喝水。有的就喊“撒尿”、“撒尿”，没等你接完，抢过去就喝了。

最可怕的是眼球震出来的，送炸药炸地堡震的，在脸上耷拉着，曹华吓得扭头就跑。我说你快去喊医生，快点。她可能干了，唱歌也好，就是胆小。

有人耳朵震聋了，人也懵懵懂懂的，站起来乱走，把伤员踩得嗷嗷叫。我和曹华搂腰抱腿的，怎么也抓不住他，拼命喊：来人哪！来人哪！

一个排长招手让我过去，问我什么地方人，多大了，哪年参军的。又告诉我他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想回去看一眼，挺清醒的，一会儿就死了。我和曹华举着油灯，浑身都看遍了，也没发现哪儿有伤。从一保临江开始，中等以上规模的仗，我们就干这个。开头那眼泪流的呀，后来见得多了，心就硬了。可看到这种场面，泪水还是扑簌簌直流。

那时我们就说担架队怎么还不快来呀？快点送去医院，好多救活几个呀！

我们宣传队最惨的一次，是在雷州半岛海康县，南下后就叫文工团了。到个村子宿营，女人爱干净，都到村边小河洗衣服、洗头、搓身子。突然飞来架敌机，俯冲扫射，伤亡20多人，河水都红了。尚青、王惠倒在河里，高峰、丁强在河边树下，坐那儿牺牲的。丁强演老太太那才好呢。高峰是女高音，唱得好，长得漂亮，可受部队欢迎了。她是锦州义县人，官兵叫她“义县之花”，是我们文工团的头号明星。

（郑需凡老人说，听说“义县之花”她们牺牲了，官兵都红眼了。那架敌机也够猖狂的，转一圈儿又回来了。大家早准备好了，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对空射击，把它打下来了，飞行员也活捉了。若不是我们拦着，非把那飞行员揍死不可。）

我和曹华、伊枫在屋里收拾内务，出去晚了，不然也是非死即伤。

那么多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就没了，现在梦里还经常在一起行军，一起跳呀唱呀。

尚青是通县人，家里挺有钱，胖，南下时两脚打泡不说，大腿根磨得那个样儿呀，不出血，光淌油。她要强，从不说软话。后来磨炼出来了，也帮着体质弱的同志背东西。而那两个15岁的小女孩，永远是大家的关照对象。

团长金月，12岁参军，“三八式”。行军走不动，大家轮换着背，睡觉尿炕，大家给她烤衣裤。118师医院院长孙保成，10岁出头和父亲一块参加红军，爷俩晚上一个被窝。他爸打鼾，像打雷似的。开头认生，让爸搂着，后来不干了，受不了那鼾声，大家抢着搂，行军也在大家背上。

北平入伍的张谷，是大学生，又瘦又高，却最能摔跤，平光光的路上也摔。过江后下雨路滑，一天能摔两打，经常鼻青脸肿的，瞅着可怜。

我爱睡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不掉队。有时部队停止前进了，我还走，撞上前边的人就倒了。后边那人也都乏得透透的，似睡不睡的，一个个也都绊倒了，倒是不会伤人。

走路能睡觉，行军、休息两不误，在连队那就太好了，文工团就不大行，得背台词呀。那时演的那些节目，许多都是在行军路上背下来的。

没有人不羡慕我这双脚的，不出汗，也不打泡。汗脚在东北可遭罪了，许多冻坏的都是汗脚。张谷、尚青这些新兵南下时，那脚没有不打泡的。我参军不久，就跟部队撤退，从安东走到通化，什么事儿没有。文工团就团长金月有匹马，不是驮东西，就是驮病号。别说火车、汽车了，我连马车都没坐过，马尾巴也没拽过。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当八路的命，尚青最羡慕我这双铁脚板了，说你这脚是怎么生的呀！

腿脚再好，女人的特殊生理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谁也帮不了谁。

辽沈战役最后一次过大凌河时，河边都结冰碴了，有人正来例假，就那么趟过去。

南方那天像漏了似的，有时十天半月也见不到太阳。成天在雨里淋着，大休息吃完饭，找个高点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有时是不便打扰老百姓，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