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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府号召喝开水，上世纪50年代后期买个竹壳暖壶，一些人才开始喝开水。一些人仍然喝凉水，说喝热水不解渴。我最初喝开水时，也是这种感觉。

南方井少，南下一路，好像就在襄樊以北见口井。南方池塘多，那时南方人把厕所建在池塘边，有的还用木头、板子支架到池塘里。池塘养鱼。这边大小便、刷马桶，鱼吃粪便，那边洗衣服、洗菜、挑水，人和鱼吃喝拉撒共用一个池塘。池塘大也不行呀，有的就两间房子大小，瞅着这胃里直翻腾。那也得吃呀喝呀。南方人习惯了无所谓，咱北方人、东北人哪受得了呀，那肚子稀哩咕咚的就闹上了。

太阳底下行军，最折磨人的就是个“渴”了。和平行军，早晨可以早走早休息，下午晚走晚休息，避开热太阳。追击敌人，就是天上下火也得走啊。出发前灌得鼓鼓的，弯下腰，那水差不多要从嘴里倒出来了，走上几里路那嗓子就冒烟了。那时部队装备差，一个连一半人有水壶就顶天了。就是人手一个，那点水，又能顶多长时间呀？打完摆子的人就更渴了。南方倒是水多，河流、池塘、稻田到处都是，可那是什么水呀？记得我第一次喝的，是路边稻田旁水沟里的水。往那儿一趴，那么多小虫，红的、灰的、花的，活蹦乱跳的。眼一闭，咕咚咕咚就喝。那时年轻，抵抗力强。今天喝一口，八成就完蛋了，不去火葬场，也得住院。那时除了打摆子，就是拉肚子的最多了。

追击敌人，别中了埋伏，得注意敌情，还得留心水情。翻山越岭，老远看到山下有水了，连长、指导员有时就像冲锋抢占制高点一样跑过去，站在水边，大声喊叫，不让喝水。一个人没看住，大家就都拥上去喝，那人都渴疯了。

有的假装解溲，落在后边，瞅着没人喝个够。有的走田埂假装摔倒了，趁机喝几口。

翟文清老人说：

解放海南岛时，我们守个山头，气温30多度。正面是敌人，背后山下是稻田。打退一次敌人，就轮换着下山喝水。喝个够，再把水壶、钢盔装满，赶紧往阵地上跑。

那时有漂白粉了，当时叫“定水净”，片剂，发的。砍个竹筒，越粗越好，灌满水，放点漂白粉，晃晃，一会儿就能喝了。行军休息时用着还行，打起仗来，追击敌人，就顾不上了，再说也没那么多漂白粉呀。

在东北，冬季作战，每人每天一两烧酒，喝酒御寒，是1947年转入反攻后有的规定。到江南是吃大蒜，大蒜能杀菌防痢，听说还能防暑，还说捣碎了包在手腕上能防治疟疾。那时也没别的办法，反正就认准了大蒜。

离休前为甘肃省军区政委的温景义老人，和王风友是老乡，都是吉林省榆树县人，南下时是47军140师420团组织股干事。

老人说：

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我是又打摆子，又拉肚子，还吐。打摆子打得稀里糊涂，拉肚子拉得稀里哗啦，呕吐呕得呜哩哇啦。脑袋清醒一会儿，就寻思路走对了，身子不行了，得交代这地方了，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反正是把我送去师医院了。那时药还挺缺，但是重病号，不大行了，真给你用药，有什么药都给你用。穷人家孩子，在家生病，爹妈给弄个土方治治，东北人叫“扎古扎古”，从没打针吃药。这回几种药一起用，立竿见影，几天就没事了。

孙洪瑞老人说：

晚上查铺查哨，你听吧，一个个肚子稀哩咕咚的，那屁吱哇乱叫。一些人一遍遍往厕所跑，有的提起裤子走几步，又回去蹲上了。来得急呀，好像有多少似的，每次却就那么一点点儿。

行军不能总跑路边蹲呀，急行军就更不行了，就找块破布绑夹屁股上，像女人来例假似的。

王选文，吉林敦化人，离休前是广州军区坦克训练团政委，当时是47军140师420团4连8班长。

老人说：

那稀拉的呀，也没个遍数了。行军休息，到路边草棵子里，裤子一褪，侧歪身子一倒，休息、拉稀两不误，随便拉。

李如吉老人说：

1993年，我已经离休几年了，发现得了血吸虫病，那虫进肝里做窝了。抗美援朝后，部队就驻在辽宁，怎么能得这病呀？医生也奇怪。我说四野南下时，我们团在贺胜桥附近影训练水网稻田地区作战，每天在河沟水塘里摸爬滚打。医生一听就明白了，贺胜桥一带是血吸虫病高发区。

那时影响部队行动的疾病太多了，除了中暑、打摆子、拉肚子，还有夜盲、生疥疮、烂裆——烂裆这病才熊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