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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六章　（二）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