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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至三河县城，侦察队在大街上休息，接到命令不去南口了，改道奔南苑方向。太阳一竿子高时，到了永乐店，郑需凡下马径直进了镇公所。所长是个中年汉子，端茶倒水，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长官”。郑需凡问他镇子里驻军情况，他一五一十道来，又张罗给“长官”做饭，出门一会儿就跑回来，急慌慌地报告：长官，长官，你的弟兄怎么在街上花“匪币”呀？！郑需凡解开衣扣，露出胸章：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时，外面响了一枪。郑需凡出门上马，伸手去拔刀，抓了个空，才想起马刀昨天送人了，卡宾枪也没带在身边。他拔出腰间那支五峰子左轮，打马向响枪处奔去，大喊“缴枪不杀”。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迎面跑来，老远就扬手高喊别误会，别误会。到了郑需凡马前，立正、敬礼：报告长官，我们正在出操。郑需凡道：马上集合，我要训话。

郑需凡只带一个侦察班，活捉敌人一个营。

8师23团进到距南苑机场30里左右时，前边一个镇子喇叭呜哩哇啦连天响。宣传股长李湖渴了，去老乡家喝水，问镇子里吹喇叭干什么，老乡说是保安队长娶媳妇。

从保安队长到傅作义，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或即将出现在他们面前。

上世纪50年代曾任林彪办公室秘书的姜树华，当时是4纵队列科参谋。

老人说：

4纵急行军进关，每天晚上100多里路。有的战士就编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一天一百二十八里半。”开头就是走，到延庆时打上了，当时也不知道敌军番号，后来得知是傅作义的104军，还有16军。敌人逃，我们追，敌人乱了，几十辆汽车在一个大山沟里叫我们截住了。“林刘罗”来电报，问消灭的是哪部分敌人，让我们把番号搞清楚。参谋长李福泽让我去趟延庆，找俘虏问一下。我连夜往那儿赶，路上都是敌人尸体，衣服都让老百姓扒了，有的让汽车压得扁乎乎的。见到个国民党少校，见我戴着狗皮帽子，就问你们是林彪大军吧，我说是。他说，是林彪大军，该输，不冤。

国民党俘虏叫我们“林彪大军”，华北部队叫我们“东北军”——东北野战军嘛。南下后，南方人叫我们“大军”、“东北大军”、“东北军”。

北满部队戴的都是皮帽子，大都是狗皮帽子。南满部队大都是毡绒帽子，有些也是狗皮帽子。

许多老人都讲到进关后，沿途敌人望风而逃，捉到的俘虏都说最怕你们这些戴狗皮帽子的。一些战士也淘气，老远就把狗皮帽子挑在枪尖上摇晃，吓唬敌人，到天津城下还摇晃。

老人们都说，进关也好，南下也好，有想家的，有开小差儿的，可那士气旺着哩。连那些开小差儿的人都明白，这支军队是攻无不克的、无坚不摧的。

进关途中，5纵13师发生一起车祸。

师长徐国夫、政委李辉和政治部主任胡寅，与几个警卫员乘坐一辆美式中卡，行至青龙县汤道河下个大岭时，刹车失灵了。那岭叫“十八盘”，山路一道一道的，就像地图上的等高线。徐国夫会开车，见势不好，大喊“换挡”、“换挡”。司机是个解放战士，车速太快，人也慌了，那车一下子飞了出去，撞到对面山上又弹了起来，滚了几滚，翻下三节盘山道，才停了下来。

坐在车后的几个警卫员伤势不重。徐国夫右脚断了。李辉内脏摔坏了，当晚就去世了，胡寅当时就没气儿了。

半个世纪后，徐国夫老人讲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在东北打了3年，那仗打得那么苦，也没牺牲几个师职干部呀。

叹口气说：新中国来之不易呀！

第二篇　黄土地

战火硝烟中，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华北的黄土地。

瑞雪兆丰年。

当然是共产党的丰收年。

第三章　各打各的算盘　（一）“布衣将军”

在设在北平西郊公主坟附近的华北“剿总”总部，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的棉裤腰里，两只穿着黑布鞋的脚，在漆成棕红色的地板上来回踱步。

如果是影视，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已经“王”不起来的“华北王”的这个别具一格的习惯动作，不知道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的是抗战名将傅作义，抗战时期每逢思考问题时，就会习惯地将双手插在背后的裤腰里。

请看1933年长城抗战中，日本随军记者是如何评述傅作义第一次率军抗战的：

人所共知的傅作义军……竟藐视日本军之威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