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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战役的胜利,74军厥功至伟,因而获颁“荣誉旗”一面,蓝缎上绣有白色飞虎的*,又称“飞虎旗”。从此,74军以“抗日铁军”威名远扬,成了名副其实的头号王牌军。军长王耀武荣获青天白日勋章,锦旗及立功官兵勋奖章特由重庆派专机送长沙并转来上高,张灵甫也因功获得嘉奖。
然而树大招风,74军也从此成了侵华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半年之后,这支生气勃勃的铁军在第二次出征长沙时,遭遇了滑铁卢。
第七节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1)
一
湖南长沙属于第九战区,在抗战期间,这里是另一个多次发生大战的战场。
1939年九十月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运用他的“天炉战法”,以长沙为轴心,用两线兵团前后夹击,迫退日军,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所谓天炉战法,也就是1939年春南昌会战后战区制定的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作战计划,这与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所摆的阵形类似,后者实际上是吸取了一战长沙的胜利经验,并且正确实施了战区既定作战方针的成功战例。两年后,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集中了四个师团另加四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三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其中步兵总计四十五个大队,炮兵二十六个大队,于当月18日在湘北再次向长沙发起进攻,目的在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方面的应战计划,原本仍是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为指导,但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薛岳并未完全照章行事,他把决战的重兵防线布置在汨罗江边,试图拒敌于汨罗江以北,在汨罗江畔歼灭敌军。第九战区的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对司令官的如此布置十分诧异:固守汨罗江一地持久防御,这岂不是当年罗卓英修水防线的翻版?如果汨罗江防线被击破,日军再迂回直捣国军右翼,那么长沙就会变成又一个南昌。他提出应沿汨罗江南岸逐次抵抗,争取时间等待援军抵达决战战区,可是他的主张未被薛岳采纳。很不幸,战況的发展果然如赵子立所担心,日军很快突破新墙河、南江桥一线,即以主力向我汨罗江防线右翼包围,守军萧之楚的第26军和陈沛的第37军在日军重兵的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这一失着,造成了国民党军在会战初期的处处被动。
更糟糕的是,日军在战前已经破译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密码。
犹如两名棋手在对弈,薛岳下的是明手,他的调兵遣将,随着空中的的嗒嗒无线电波的频繁往返,不时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破译;而阿南惟畿下的是暗手,特情机关的情报让他及时掌握中方的意图和部署,得以从容修改作战计划,日军未战已得先机。
1941年9月22日傍晚,日军第11军司令部。
日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于当日下达了开始“汨水会战”的命令,此时日军已经突破新墙河、南江桥一线,打算在击败金井附近中国军队后,向浏阳河下游追击,继而攻取长沙。下完命令,他来到军司令官室找阿南惟畿,除了讨论汨罗江左岸会战后的作战方针外,他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急待解决:如何对付正在兼程赶来的第74军。
第11军军部在上半年三月的上高会战惨败后进行了改组,原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撤职,阿南惟畿和木下勇都是4月后上任的新官。虽然是新官上任,阿南惟畿和木下勇对于74军的大名一点不陌生。日军半年前在上高的惨败,消息震动东京,提起这个活跃于华中的“重庆军”劲旅“三五部队”,日军将领无不高度重视,在总结上高会战教训后,第11军还曾经特别告诫各部:“今后对王耀武将军的第74军作战,要特别注意。”
对于第74军这次出动的消息,日军的战史这样写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