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3/4 页)

后期，吏治渐弛，官员腐败，贪风日炽，国库虚空，等到雍正接班上台，康熙留给他的固定资产，倒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然而只有区区七百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真可以说是到了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程度。

据说，公元1664年，崇祯在煤山上吊那时，李自成进城，打开国库，看到白花花的七千万两银子，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国之君的，经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从来不提“盛世”的国帑存银，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连文官的俸，武将的饷，也差点发放不出来。

所以，康雍乾三朝，难以称为“盛世”，不但在经济上比不上汉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汉之胸襟，唐之气魄了。一个视知识分子为敌的病态政权，一个年平均一次文字狱的恐怖政权，能出现“盛世”气象，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清人进关，是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其心灵深处，对于文化，对于文明，对于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拥有深厚文明积淀的，然而是被他们统治着的，非我族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胎里带的怀疑，猜忌，不信任，视作异己的劣根性，是很难排除的。

虽然，康熙设馆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设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个人一生写诗四万首，数量等于唐诗总和，至今还无一个中国诗人打破他的高产纪录。这一切，说明这些帝王，早已脱离了骑在马背上剽劫游牧为生的文化落后，原始愚昧的状态。尤其康熙，对于自然科学，诸如历算、数学、水利、测量，多所涉猎，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中间，很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们个人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种精神上的软肋，这种灵魂上的忌讳，是万万碰不得的。

。　想看书来

谁比谁活得更久（4）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着呢，警惧着呢，要是碰到了，触犯了，那就必然要大开杀戒，绝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悲剧，莫不由此而来。我不知道时下那班倡“盛世说”的清史专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编剧，是何居心，要闭着眼睛歪曲这段史实。

难道他们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所起到的扼杀思想，控制精神，消滅異端、堵绝才路，戕害精英，箝制学术、奴化国民，愚昧百姓的罪恶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诚惶诚恐，有罪该死，普天之下，悉皆磕头，万马俱喑，鸦雀无声的沉沦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三朝“盛世”，以至于使中国整整落后了世界三百多年吗？

于是，我想起比纳兰性德大一岁的同时代文人戴名世了，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了。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而，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试想，如此文字狱窒息下的中国，能够“盛世”得起来吗？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生活。善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之而出之也。”因叹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从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独立特行者。其实，从他不罢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杠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近人孟森，对他成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