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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且给了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因而，从战略层次上讲，中方应是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者。

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看待长沙会战呢？这里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要的分析。

一、关于双方的战略指导思想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正面战场上发生的具有各战役代表性特征的典型战例。就日方而言，在其侵占了广州、武汉以后，便调整了侵华战略，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与此同时，其军事战略方针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军事上“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不再以攻城掠地和抢夺物资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战役进攻，来配合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当然，这种变化是由于日军力不从心造成的。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巩固其已取得的占领区，尽可能地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力量，便成了在华日军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长沙会战中，日军每次制定的作战目的都是以歼灭或击溃第9战区的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为主，而不以占领地区或掠夺财物为主；其每次制定的作战时间基本上都在两周左右，日军在作战中所携带的粮弹也就以此时间为参照。因此，每次作战，日军打到一定时候就撤回原防，这也是后来正面战场诸役中日军每每忽然未败先退的原因之所在（也有败了以后再退和战后不退的个别现象）。所以，从根本上说，日军每次作战后的撤退是由其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的。

第9战区在长沙会战中基本上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时所制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为指导思想。保存实力可以说是其中的关键点。欧战爆发后，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问题“实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静观时局，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便成了蒋介石喊得最多的一句口号。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决战，蒋介石甚至一度要求薛岳放弃长沙。因此，在长沙会战中，受保存实力这一思想的影响，第9战区每次作战都无法真正投入所有力量，且每次作战都是以防守为主，在战役中的各主要作战阶段，也多取守势，少有主动进攻，作战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对方，这也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上历次会战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关于双方的战役指挥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古今战争的通用原则。对于战役指挥者来说，此点尤为重要。

在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在战役指挥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

从对敌情的判断来看。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低，他甚至认为日军1个大队便可对付国民党军队1个师，同时也没有想到第9战区会投入35个师的兵力与其作战，从而造成日军“无功而返”。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的统帅及高参们判断日军仍会从三路或两路进攻，继而做出三路迎敌的错误决定，造成兵力分散，没有形成防御的重点，从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畿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主要也是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他认为第9战区在刚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沉重打击后，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战斗力，这次作战，必然是不战自溃。因而在日军到达汨罗江一线后，阿南惟畿又独断决定进攻长沙，从而造成了作战的最终失败。日方在检讨这次作战失败的教训时也指出：日军“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与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战斗力量”。

从兵力使用上看。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分别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三路进攻长沙，没能形成重点进攻即湘北主战场上相对优势的兵力，因而在与第9战区部队的较量中没能占得便宜。第二次长沙会战作战，阿南惟畿吸取了冈村宁次分兵使用的教训，集中全部力量于湘北，在战略的局部上形成了绝对优势；而第9战区则恰好相反，基本上仍在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平均使用力量，结果造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局面。会战开始后，第9战区分散使用兵力的错误仍在继续，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不是立即集结重兵一次性投入战斗，而是逐次添兵，将依次到达战场的各军，逐个用上去抵抗日军三四个师团的进攻，这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这也是第9战区在这次会战中遭受重创的主要原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军虽仍集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