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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