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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