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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