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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捕后刚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释放出来的人一样，他很快又身任要职——参加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是宋庆龄看着长大的，后来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帮手。他的获释当然使她非常快乐。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着《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页以后。

对本书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来说，1973年是他们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审查”之后重新恢复自由、恢复正常活动、回到宋庆龄周围友好圈内的一年。本书作者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外籍或外国血统人士的清白无辜及恢复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的。这个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场的外国友人告诉宋庆龄的，那时她在上海，还没有得到官方有关此事的通报。她回信给那位友人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瑞士血统的奥尔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庆龄逝世多年后，承李夫人允许本书作者抄录了这些信件。

“……听到有关8日的庆祝活动……以及聪明的总理的消息，真叫人高兴。（在这些人中）我只认识爱泼斯坦夫妇，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我还没有给他们写信，我想等等有关他们的罪行或我们的误断的权威方面消息。”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给本书作者和邱茉莉写信：

“亲爱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审查后判断（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些没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谈）。此刻先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和友爱。

你们的始终如一的，

SCL（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接着她又像以往那样轻松地开玩笑说：“你们的信封上那几个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笔！”（60年代她高兴地同意邱荣莉去一所大学旁听中文课）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写传（详见本书序言）。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同外国（特别是美国）友人接触的不寻常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记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同宋庆龄有很多接触并经常采访她。1966年6月，正当“文革”风暴酝酿之时，希恩写信给她，要求她协助安排他参加当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且这样就能重新见到她（他们上次的短暂见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上海）。

8月间，她复信说：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纽约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书其他各处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遗孀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提供复印件，附此致谢。

“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争取你能来参加百年纪念。但碰到了障碍，使我们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来看看中国在解放后所取得的进步。

“……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占领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并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它提出在各个领域进行交换访问……只不过用以掩盖其敌意行动），我看美国人要得到中国的入境签证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真使人极感遗憾。

“向你致热烈的问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势会改变……使你能重访中国。”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阶段过去、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变并使互访成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写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到达上海。她为不能在上海会见他们道歉，因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证他们在上海将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们（当地主管单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是她在一张短简中写的，这张短简他们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庆龄致希恩夫妇，1973年6月3日。

一年后，希恩在纽约西奈山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她给他写了一封使他高兴和快慰的信①，开头热情地称呼他“我的亲爱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绰号）”。她另外给黛安娜写了一封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