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2/4 页)

虽然广州人民的士气高昂，当日军在附近沿海登陆后，当地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只隔了几天，广州就在10月21日沧于敌手（居民多数疏散去外地，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敌人合作）。接着，在10月25—27日，中国临时首都武汉陷落。

（三）反对投降主义

在这危机时期，宋庆龄的言论显示出，她对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对上层的那些变节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锐——这两方面都是她从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训。

变节分子确实在很高层浮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汪精卫。他曾经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担任1926—1927年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不久叛变。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实际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而他又因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还老而自负。现在，在武汉失陷后，他居然无耻地投向日本人那边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潜离战时首都重庆，经昆明，于12月23日抵达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旋即宣布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对华诱降的声明。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加紧进行卖国活动。

早在10月底，当汪精卫发表投降主义言论时，宋庆龄就同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加以谴责，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国明示继续抗战的决心，并立即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之后，同日本的预期相反，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进行，使侵略者感到惊惶。

这一事实宋庆龄在1939年7月纪念抗战两周年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①中加以热烈赞扬。但她也警告说；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

“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失败主义者之外，她还指出国民党内的保守派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言行不一致。”

这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情况复杂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了欧洲大战，作为主要敌国的英、法被动挨打，但并未认真还手。

为了在远东安抚日本、避免两面夹攻，英国人不惜牺牲中国，向日本作出让步。这是宋庆龄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的。他们果然一步步这样做了。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英国就于7月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供应的主要交通线。它们对日退让到了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引述孙中山的思想，加倍强调中国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①一文中，她写道：

①原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宋庆龄选集》第142—145页。

“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

她回忆说，汉奸汪精卫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忽视了依靠本国人民和资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汪“竟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和工作。’”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全部实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

1940年3月12日，汉奸汪精卫宣布日中“和平（实为中国投降）建议”；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说日本通过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它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上层要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诺言，因为他对于抗战（他的对手汪精卫已抛弃抵抗）仍然消极动摇。在下层要实现民主化，使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四）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幕的政治气候。这件事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