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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①

①廖梦醒着：《宋庆龄和我》，载《东方地平线》（英文），香港，1981年7月7日一期，第6页。

对于有进步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战火纷飞的红色区域没有联系，也无法接触。但是孙夫人站在什么地方，那里就矗立着正直和进步的标柱。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1929年9月24日，她所乘的邮船停靠香港。在那里，她只接见了孙中山的侍卫副官黄惠龙。黄在1918年发动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上海莫里哀路的住宅，赠送给孙氏夫妇：1922年在陈炯明叛变时，冒死保卫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不论是否担任公职，宋庆龄对老朋友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

第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

宋庆龄在西欧渡过了约两年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但也曾到其他国家旅行。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所以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找不到她写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没有（尽管她是个勤于写信的人）。《宋庆龄年谱》在1930年栏内只有两行字，说她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永远不这样。

在中国朋友中，她再次会晤了邓演达，虽然见面时间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频繁，因为邓到处去旅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亚（1930年返国途中还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农村情况。

有几个月，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最亲密的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来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梦醒这时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热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会多种语言。她参加了1925年广州学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驻军机关枪的扫射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

在很久以前侨居日本时期还是个娃娃的廖承志，这时已22岁了，身体很结实，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泼诙谐，内心里严肃坚定。他有语言才能，又会画漫画和油画。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主动加人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党员。虽然年龄不大，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久经锻炼。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无故枪杀中国交涉专使蔡公时，妄图干扰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廖承志参加了学生的强烈抗议行动，因此被约并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他在汉堡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工作，曾领导在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歧视。他会说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所以他能动员外国海员来支持他们。

在政治上，这个汉堡俱乐部是许多国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员和进行联系的地点。通过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时还有人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反动恐怖统治下的国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庆龄感到家庭的温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亲热地称她“奥巴生”（日语对姨、婶、大娘的称呼）；庆龄到日本时才20岁，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毕业。现在，梦醒和承志称庆龄为“安娣”（英语对姨、婶的亲热称呼）①，而且一直到他们自己头发也灰白了，始终是这样称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时就按广东话称“叔婆”（婶婶），见《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页。——译者

梦醒曾有十年担任庆龄的秘书；在新中国，她是全国妇联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承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庆龄的经常的、受信赖的顾问。

在柏林，宋庆龄用许多空闲时间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务）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其他旅游点。

她还同廖家一起到法国（也许还有比利时和瑞士）去旅行。

梦醒曾经写过当时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