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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功勋卓著。蒋介石1927年叛变后，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中作战。广州公社是为了扭转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一次英雄的战斗、也是一次悲剧性地在错误时机进行的战斗。

但在1928年，叶挺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却被共产国际前驻广州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依曼指责犯了“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他是在战斗已告失败之后带着部队一起撤出的，为了把部队保存下来，以后东山再起。使公社失败并不必要地使许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张太雷）牺牲的是对革命低潮时期成功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在克里姆林宫、在中国国内都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但当时莫斯科听信的是诺依曼而不是叶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长期韬光养晦，但没有放弃他的原则。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8—389页。

宋庆龄和邓演达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躲开叶挺，而是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10年以后，他将再度为之而战斗，他的共产党党籍将被恢复，他的政治信念和军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时丝毫未减。

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进，同中共合作总的说来大家都是同意的，尽管有人（不是宋庆龄）没有去实行——部分原因是当时在共产党方面对此表现犹豫。

尽管有这些随之而来的复杂情况，宋庆龄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一点德语，后来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或写信时有时还用一下。她会唱唱或者哼哼德国歌曲，包括一些活泼的流行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因为用当地的尖底锅效果不好而平底锅在中国很少。①

①引自兰德尔·古尔德着《孙夫人保持信仰），载《民族》（“The　Nation”）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中译文参考杨小佛着《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原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于吕明灼着《宋庆龄传》，第125—126页。这一声明与《宋庆龄选集》所载《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核心内容相同，发表时间也很相近。——译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宋庆龄于1929年5月回国。蒋介石政府邀请她回去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礼她曾参加（时在国民党分裂之前）。政府当局和她的家属派她的第二个弟弟子良来劝她回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蒋介石——如同他过去（及以后）常做的那样——是想借用她的声望并把她罗致过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对这一点很警觉，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走，但完全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她将展开孙中山的旗帜并揭露那些篡夺了这面旗帜的人，在国内这样做将更为危险、但也将更为有效。她公开宣告：

“我正在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邵：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的参加葬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及工农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些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