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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前面提到过的苏联年轻妇女阿基姆娃记述她有一次访问宋庆龄的情景：“那是在宋庆龄离苏前不久，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在大都会饭店，她住在鲍罗廷夫妇的隔壁房间。这时正是1928年早春。鲍罗廷要我带宋庆龄去游览一下莫斯科。我就马上去看她，但发现她正在哭泣——她止住眼泪，谢谢我去看她，但要我另找时间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①

①《1927年宋庆龄同志打给蒋介石的两份电报》，《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转引自《宋庆龄年谱》及吕明灼着《宋庆龄传》。

宋庆龄于1928年3月离苏去德，在莫斯科车站上送行的有哥伦泰夫人等。

当时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受雇任译员的章克4月间接到陈友仁的通知，要他去柏林，任务是帮助宋庆龄（章的离苏安排由陈协助）。

（三）“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宋庆龄对苏联的看法——就其同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始终是积极的。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同苏联的邦交。她在致蒋的两封电报中对此作出了非常尖锐的反应。

在12月17日的第一封电报中，她写道：“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①

①同上注。

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在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孙夫人避开胜利》（英文），载纽约《SURVEY》杂志，1928年10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也报道了宋庆龄对于那些有关她的独立判断能力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包括以她是女性为由的说法）感到气愤。宋对斯特朗说，“每当我发表一个声明，他们就总是不承认我——一个女人——能有自己的见解。似乎我的所有见解都是受别人影响的，通常是说受莫斯科的影响。”对此，斯特朗加上自己的评论道，“作为一个认识宋庆龄多年的人……我可以作证：她形成自己的见解总有一个缓慢而透彻的过程，而见解一旦形成之后便会持久地、锲而不舍地加以坚持。”

斯特朗接着具体写道：

“我记得她从莫斯科电责蒋（介石）将军与俄国断交及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她发这封电报完全出于自动并且是自己动手的。我碰巧知道，那两个通常认为主宰她的行动的人，即鲍罗廷（前驻华俄国顾问）和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长）是在报纸上才读到这封电报的。他们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馆里，如果她是一个不习惯于独立形成见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们友好地商量一下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①

①关于德国方面的材料，据前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和拉尔夫·胡帕内尔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载《洪堡大学科学杂志》1988年春季号。蒙费尔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电蒋介石时已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德国政府在决定批准时下令，鉴于她“在共产主义及中国国民运动中的作用”及“与莫斯科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应对她实行“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