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3/4 页)

失败。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义虽然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而且有30万人参加罢工，但仍被镇压下去。惊惶失措的军阀当局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许多共产党人的首级被割下来挂道旁示众。8月21日，全市再度实行总同盟罢工，80万人参加，第三次起义开始。到23日，军阀部队逃离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除外国租界外——归于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银行家和大买办们（绝大多数已住进租界）被工人起义吓坏了。中小工商业者对“赤化”和列强干涉也存在恐惧心理，所以当这些中间分子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时，他们都不敢参与。胜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国民革命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正准备热烈欢迎。而上海大资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请求这位总司令赶快派兵到上海来解除工人武装，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作为回报，他们答应给蒋大量财政援助，并告诉蒋，已有外国重兵驻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将保持“善意中立”。

蒋答应了这笔交易。经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国人斯特林·费森登和法租界当局同意，由蒋向上海“青帮”头子、贩卖鸦片起家的杜月笙（蒋曾是他的门下）供应步枪5，000枝和其他装备。按照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任何携带武器的中国人本来是不许通过外国租界的。但现在他们自己却违反这一规定，让杜手下的人带着蒋供应的武器、乘坐他们提供的有篷卡车通过租界①。工人纠察队受到来自背后的突然袭击，有的被抓住斩首，有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反动派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①这次在武汉举行的全会由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重申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强调发扬民主、提高党权、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并大大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对付为他扫清了进城道路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南京、广州和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

早在3月20日曾发生过一起“南京事件”。据说有几个外国侨民被蒋的士兵杀害，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西方列强军舰就开炮向城内猛轰，大批中国人死难。事后，英、美、法、意等国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蒋叛变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份最后通牒了。原来，这些外国的行动和威胁不过是对蒋和国民党右派发出的讯号，告诉他们现在已是他们放弃反帝、把枪口转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了。当时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后来确实曾在下院吹嘘道，英国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对付激进派”。

也是在4月间，在蒋发动上海政变之前几天，首都北京的军阀政权同所谓“条约国”外交使团合作进行了一项反革命行动。这个外交使团把外交豁免权本来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苏联大使馆在“使馆区”内，而“使馆区”是由他们管理的，他们却违反外交豁免权，允许军阀政府的警察对苏使馆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国进步人士。这些文件有的后来公开发表（夹杂着另外一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破坏中国现存秩序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证据。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帝示威的群众）后到苏使馆避难的。他们被捕后很快被绞死。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