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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军舰就碇泊在广州的内河，随时准备开炮和派遣陆战队登陆。

即使那些被认为“忠诚”的部队，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广州的滇军是为了榨取军饷——也只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力气防卫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仍想着从对手那里把云南省夺回来（他们是被对手赶出云南的），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远走高飞。对于革命理想、对于其他方面的作战（比如北伐），他们一概没有兴趣。

这些部队和其他“联盟”的部队都随时可能倒戈——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倒向谁。1925年5、6月间，名义上统率全部革命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阂就是这样。他同桂系军阀刘震衰勾结，发动叛乱，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包括许多公共建筑物）。但到6月中旬，叛乱就被粉碎，杨、刘逃窜。这要归功于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新军的高昂士气和作战效率，也要归功于省港罢工工人，他们英勇地断绝了叛军的铁路运输。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军虽然年轻而且人数不多，却能最后击败陈炯明这支主要的反革命军队。10月间，在第二次东征中，革命军攻克了被陈炯明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惠州城。在这次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高度的信心、勇气、纪律性和军事技术。苏联顾问的军事才能也对胜利的获得作出了贡献。黄埔学员们在这些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学习得很有成绩，有的不但参加拟订作战方案，并参与战斗。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是因革命军同群众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彭湃领导的农民）相结合而取得的。

这一胜利完成了一项长期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在广东省内清除所有军阀杂牌部队（为数达20万人）、使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成为全省唯一的武装力量。它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新型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肯定能够扫荡国内任何地方的军阀部队。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新的问题也随着胜利而出现了。

群众运动既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层领导中扩大了裂痕。有些国民党人只是口头上赞成群众运动，而在实际上则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二个顽固势力的核心在策划着进行抵制和反击。

而当新的国民革命军在胜利中显示出它的效能时，在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就展开了控制这一有力工具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以蒋介石的上升为其特征。

在国民党的政局中，以刺廖案为标志的右派对权力的攘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反映——这就是“戴季陶主义”。戴是孙中山的一个长期追随者，在政治倾向上时左时右。这时，他写了两本小册子，鼓吹放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为那些反对工农具有独立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一的人说话，坚持认为工农必须绝对从属于为财富最多的阶级所统治的“民族”和“国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势而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他特别反对任何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中展开阶级斗争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在向这些群众进行这样的斗争。自然，他不同意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要他们尽快退出；他也反对同苏联建立反帝联盟，而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实际上，“戴季陶主义”是要瓦解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宣布的纲领。

在组织上，戴的领导地位到1925年底为“西山会议派”所取代。所谓“西山会议”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郊孙中山灵梓暂厝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党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因为得到了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的支持及最后打垮陈炯明的胜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应，它将“西山会议派”若干头面人物开除出党，并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重申和发展“一大”通过的方针政策。

（五）国民党“二大”：政坛首次表现

就在这时，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广州，以她的声望和言论来加强左派的力量。在码头上欢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党政要人外，还有群众的队伍（主要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妇女团体），共约20万人。刚刚遇刺的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继续战斗，她用拥抱和鲜花来迎接庆龄，使政治的含义和私人情谊融而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庆龄出席“二大”，并应邀发表演说。她说：

“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此间一切政治军事都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