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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坚决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他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他不仅写信给越飞，还直接写信给列宁。在这些信件中，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毫无巧言令色的意思，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对于同张结盟显得过于乐观。（此事后来并未实现，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孙预见到这个奉系军阀陷入许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吴佩孚那样危险，但思想反动不下于吴。）

孙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张的最后命运——日本人1928年谋杀了他以摧毁他在东北地方的势力——证实了这个论点。

总而言之，不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到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了。

从孙中山与越飞的通信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一个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个革命尚在进行的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即使两方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

宋庆龄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

她也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她学习到了孙中山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中为确定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选择。她终生维护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苏联当前的作法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之下。

第三，她学习到了孙中山对革命行动的始终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义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也赞成这样干。

第四，她从孙中山那里学习到在革命需要的时候就直言不讳。

在此期间，在革命内部正在开始一种进程，以弥补两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个真正有铁的纪律的、能把觉悟了的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党以及由这个党创建的、作为党的先锋的革命军队。

（二）同李大钊的交谊

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号这间幽静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守常）（1889—1928）之间的谈话。孙氏夫妇从陈炯明的叛变和谋害行动中脱险之后所进行的这次谈话，标志着孙中山在这次苦痛和危险的经历之后继续探索着使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许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关在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华北）。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他教过的学生们记得，他常要求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这样一些国家的时局。他的教学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①

①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一前399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