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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时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后采用“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孙中山经常在思考的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时在思考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别是穷人的困苦境况。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幸是相互联结的，除非两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宋庆龄在一篇记述孙中山的文章中写道：“据马湘……回忆，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1921年10月，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对听众说，‘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君武）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本省军阀）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①

①据宋庆龄着《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广州公报》刊登的谈话”），载《宋庆龄选集》，第463页。

孙中山坚持不懈，但不固执，善于学习。他曾经希望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的现有军队中找到真正的支持，但这个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军司令和桂系军阀曾经支持他的第一个护法政府，后来就变了。他很信任的陈炯明将军的部队曾为建立第二个护法政府扫清了道路，但时隔不久，陈同前者一样很快就背叛了孙中山。正是由于这一现实情况促使孙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此相仿，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亲苏倾向也是由于他曾为了争取别国优待——或者只是公正对待——中国作出过许多努力，而结果总是失望。他确实赢得了不少外国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同情，但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曾经同情过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一再试图使西方列强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党人看作未来中国的代表，而这些国家却仍然继续支持腐朽的君主政权，并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驱逐出境。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国之前先去游说英美以求结盟。但它们却会资助“强人”袁世凯（在他为清王朝效劳时已得到它们的欢心），并且在袁世凯窃据大位之前，拒不承认民国新政府，更不要说给以贷款了。这是孙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两国也没有急忙承认。

英国政府的算盘是要使它的承认换来一笔它从清朝统治者那里未能获取的代价。它威胁说，如果新国会中有西藏代表参加，它就不承认民国。不难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片地方（约700年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中国分裂出去。

美国是旧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国，但也迟迟不承认这个最新的共和国（它是以美国为楷模的）。它刚一承认，它的一位最杰出的宪法专家弗兰克·古德诺就被袁世凯雇用为“立宪顾问”，以帮助袁帝制自为。他禀承袁的意志，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他还用明显的外部干涉的威胁作为他这一论断的根据。他先指中国属所谓“民智低下之国”，如“率行共和制……祸乱将不可收拾”，“此诚与欧西各强国利害相关，盖其经济势力，久已膨胀……其权力所及，必将有所主张，俾其＇与国＇所用之制度，不至扰乱治安，盖必如是而后彼辈所投之资本，乃可得相当之利益也。极其主张之所至，势将破坏他国政治之独立，或且取其国之政府而代之，盖苟必如是，而后可达到其目的，则列强亦将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当时，“欧西”一词包括美国在内。）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从现代的观点看来，美国对孙中山（他被称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的态度，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是“对于美国不喜欢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①当然，这不是最后一个实例，因为后来还有许多美国支持“袁世凯类型”“强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亚斯、中国的蒋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