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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各个时期内在同外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究竟其实质是什么？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有的用赞扬的口气、有的用责备的口气——说孙中山是“亲日派”、或“亲美派”、或“亲英派”、或——到最后——“亲苏派”，也有人说他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善变，是机会主义。这些说法——特别是最后一种说法——根本是误解。作为爱国者和革命者，孙中山是始终如一的。

确实，他一直在寻求和欢迎来自那些理解并支持他的奋斗目标的外国朋友们的帮助。他常说，中国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于当年的美国——这里不存在做交易的问题，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谊。对另外一些外国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寻求支持，当然只是在他们的处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或者要求他们至少不要接济中国国内那些反动的势力。在这种时候，自然会向对方提出他们由此可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方所能提供的援助决不会超出他们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他接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确实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过不现实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国贵族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后又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但孙中山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进步、现代化的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判断。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各界人物中，有人确是想利用他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孙中山就反过来利用他们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于泛亚主义，他开始时曾鼓吹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把着重点转换了，不再强调肤色，而是强调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他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吞并就是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化，他钦佩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并大步前进。但他谴责日本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走这条路。

最后，同那些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动分子截然不同，孙中山从来没有为自己取过一分钱。他始终过着极为刻苦俭朴的生活，他是一个淳朴无私的爱国者。①

①关于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关系（从一直进步的老朋友宫崎寅藏到后来改变立场或本来就别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马里斯·詹森所着《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中有很丰富的材料，这里有许多材料就是取自该书的。詹森研究了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并行不悖的，后来却发生了对抗。他还分析了日本的泛亚主义的变化，起初主张亚洲各国互助以求解放（当时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后来变成了主张亚洲其他各国要从属和听命于日本（日本这时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到了这时，在日本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亚洲其他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之间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孙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极大部分时间以日本为他活动的基地，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几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国和西欧。1907年后，他在东南亚停留过较长时间，包括当时的法属安南（越南）、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独立的暹罗（泰国）。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他发展革命组织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员，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发动攻击，虽然屡遭失败，但都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他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的，1907—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六次起义是在河内准备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准备的。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他从香港指挥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创建了民国。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败而贬抑他的人忽视了一点，即：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推翻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主要的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短处），而这时几乎整个欧洲还都是在王朝的统治之下。这真正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尽磨难的岁月里，他曾到处遭到公开的驱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