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年开放，正在筹办一所宋庆龄大学。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之前。正是这个缺地农民韩鸿翼的儿子教准成了庆龄的父亲，以及名闻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于19世纪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国（特别是南方各省）当时所处的困境所决定的。中国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筹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及运输工人是中国的基层人民，他们早就饱受封建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压榨，现在又加上新的横征暴敛，因为侵略者迫使中国偿付巨额赔款（中国要出钱让外国人打败自己！）。洋货和洋船毫无限制地涌入中国，又使成千上万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业。如果不打碎本国的和外国的锁链，中国既不能保持它的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