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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庆龄致奥尔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她的活动和著作为数日增。《宋庆龄年谱》中，1976和1977年仅各有1页，但从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的记录也有6页。

这种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发，反映出她对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仍像半个世纪以来一样，丝毫没有因为近期发生的局势反复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