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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龄致美国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庆龄致美国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这样重……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我在想念着你们，虽然我无法飞去看你们。”

接着，在1975年4月给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励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动手写你的书（黛安娜曾告诉宋，她打算写作），对你的精神就越有好处。真的，你一定要写一写你的中国之行，乘现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①中说：

①宋庆龄致斯诺，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她总是赞成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谈到美中友协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时她能给他们发一篇贺词去。她接着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