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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麻省特鲁洛市格兰尼奇夫妇，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①

①宋庆龄致格兰尼奇夫妇。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①

①廖梦醒致宋庆龄，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写的。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①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