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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35页。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①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领导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①《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着她谈到印度人所询问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表示非常重大的兴趣和关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产不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里，尽管她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高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是正确的，她也表述了当时中国官方所持的错误观点，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说的‘人口论’的影响的印度朋友们，一向怀疑是否有办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的经济问题。现在听到我们平均每年农业生产的增加竟能超过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听说他们准备组织考察团来我国访问，想了解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的秘诀。”

在更为健全的立场上，她提到了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长期问题，即政治独立之后必须继之以经济独立：

“在孟买住在省长的官邸。官邸三面临海，风景美丽……我国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国来经商都要经过这个海湾。唐宋两代，广州、泉州和阿拉伯海湾一带的国家的商业来往、非常繁盛。而现在印度的对外贸易都要靠帝国主义的船舶。他们和我们的贸易往来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上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共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①中，她指出，“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处于直接统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图支配我们，并“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挫败这种阴谋，亚洲人应该团结一致，维护独立，并发展经济和掌握科学，以加强民族独立。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但仅仅经济和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提高认识。在缅甸独立日后两天（1月6日）举行的、由吴努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她在演说①中指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只有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力量才能阻挡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说时以会场附近故宫旧址的一段缅甸的史实作例子。缅甸最后一位国王思宝的王宫在英国人占领缅甸时被英军用作总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入侵，又成了日军总部旧本投降，缅甸人收复了这所王宫，却又遭到卷土重来的英军的轰炸，变成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