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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据上海中国福利会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谢。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7年5月29日。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后来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结婚。此处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写给在美国的双亲的，承她在多年以后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惠赠。

（三）在新环境中保持老传统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伟大的名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孤儿院的教师。但我一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房间是这么小，又听到她对我说，‘欢迎’，我就放松下来了。她信任和尊重我们，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几次迁址，据《中国福利会五十年（1938—1988）》一书的记载，1946年6月迁至南苏州路175号＇按：即信中所说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办公，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按：即信中所说中央信托局大楼＇104室办公，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号办公＇按：即信中所说原霞飞路里弄内棚屋），1949年12月迁至陕西北路369号办公。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称中国福利会，迁至常熟路157号办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忆道：

“我初来工作时不过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样对待我。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横行。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我们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员都一样。

“办公室在一楼，库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孙夫人不但去办公室，还去库房。我送信到她家时，不论多早，总见她在打字机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办公室一样，总是工作。

“国民党造谣说她多么有钱。实际上她一个钱也没有。她穿着朴素—